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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磊—从“邓丽嘉”看美国“中国能源研究”之深度
- 1. 从“邓丽嘉”看美国“中国能源研究”之深度 作者：李玉磊 单位：中石化国际石油工程公司 《石油观察》2015 年 11 月 5 日刊发 http://www.oilobserver.com/case/article/1864 能源乃国之命脉，国无能源不兴。能源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 社会等各方面，研究一个国家的能源问题是研究这个国家很好的切入 点，就好比“拈一落叶而知天下秋”。在美国的政、商、学界活跃着 一批中国能源问题专家，邓丽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通过反向观察美国的“中国能源研究”，我们应该有一种危机感： 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存在哪些深刻的矛盾？中国的海外石油投资如 何与政治利益相协调？能源战略规划该如何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整体 利益和长远利益？有些问题很难回答，但中国的能源工作者、能源问 题研究者和关心国家长远发展的普通百姓应该对此给予长期关注。 邓丽嘉，何许人也？ 邓丽嘉，英文名 Erica Downs，现任美国著名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1 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能源政策与外交政策、 能源体制变化和能源产业内的官商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关注中国的海 外能源投资和放贷、国际商业活动的地缘政治影响、环境保护政策、 1 Eurasia Group，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创建于 1998 年，在纽约、华盛顿、伦敦和东京设立办公 室，在 90 个国家雇佣 500 多名专家开展研究。为测量新兴经济体的稳定程度，它推出了第一个可量化比较 政治经济风险的评值——全球政治风险指数（GPRI），将政治科学系统性地引入华尔街，其客户包括大型投 资银行、机构投资者、政府及大型跨国公司。它与日本日兴资产管理公司（Nikko Asset Management，管理 资产 800 亿美元，经营业绩亚洲第一）结成战略合作关系，是“大资本企业”与“大数据企业”联手共谋 新兴市场风险利润的典型代表。
- 2. 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邓丽嘉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又译为乔治敦 大学）外交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她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能源信息分析师，是有关东亚能源问题报告的主导起草人， 还担任过中国外交学院讲师、美国兰德公司2 分析师、美国布鲁金斯 学会3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 邓丽嘉出身名校，学术功底扎实，经过 CIA 情报工作的锻炼，其 搜集、整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非同一般。在北京担任外交学院讲师期 间，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有更加直观的了解，可能“邓丽嘉” 这个中文名字就是此时起的。之后，她任职的机构、公司都是美国顶 尖的智库和咨询公司。她曾多次出席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4 举行 的听证会，就中国能源问题向美国国会作陈述发言。 邓丽嘉，何其能也？ 邓丽嘉发表的论文、时评及其在美国国会的陈述发言，经世致用， 无学究气，对中国能源问题层层剖析，最后多以“对美国的启示”结 尾。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中国政府和中国能源企业两大部分，在对前者 的研究中，她又细分出国家能源委员会、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资 2 Rand Corporation，前身是美国空军 1945 年立项的“兰德计划”，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 务。1948 年 5 月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成为一个独立的智库组织。 3 Brookings Institution，又称布鲁金斯研究所或布鲁金斯研究院，创建于 1916 年，主要研究社会科学尤其 是经济与发展、都市政策、政府、外交政策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等议题，总部位于华盛顿。在宾夕法尼亚大 学发布的 2012 年智库报告中，它被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 4 全称“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中国加入 WTO 背景下，美国国会为了监测中美贸易交 往对美国经济与安全影响而于 2001 年特设的机构。
- 3. 委、外交部、地方政府等多个行为体，在对后者的研究中，她主要关 注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在中国能源管理机构改革、国有企业海外石油 投资、中国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等一系列问题上，邓丽嘉从政治经济学 的角度对上述行为体的动机、博弈过程及其活动影响进行阐述，指导 美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深入理解中国能源问题的真实状况。 一、邓丽嘉对中国能源管理体制及其决策的认识 邓丽嘉指出，中国能源管理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集合，能源管 理权力分布在国家能源委员会、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部、国家 能源局等多个部门，决策过程纷繁复杂，部门之间相互掣肘，在能源 管理领域多个议题上行动迟缓、成效有限。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在经营 管理中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和灵活度，在受到政府机构监管的同时，又 对国家能源管理体制及其决策有非常大的影响。 2008 年 8 月 13 日，邓丽嘉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 证会上，对 2008 年 3 月中国全国人大批准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SEC） 和国家能源局（NEA）的决定，进行政策解读和分析。她指出，SEC 和 NEA 的成立有一定的进步性。SEC 将代替原先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 发挥高级别议事及协调机构的作用。SEC 的日常事务由 NEA 处理，后 者在发改委能源局的基础上，合并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改 委其他能源管理部门和科学技术及国防工业委员会核能管理局等机 构，发展成一个副部级的能源管理部门。 但是，邓丽嘉并不看好 NEA。她从权力、自主性、政策性工具和 人事安排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 NEA 无力应付中国的能源挑战，这种
- 4. 管理机构变动只是对中国能源管理体制的小修补，“等于在泰坦尼克 号上重新布置甲板座椅。” 在权力方面：NEA 虽然比原先发改委能源局的地位高了一级，但 是它仍然没有足够必要的权力和地位来协调各部委之间、国有能源企 业之间以及部委与能源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纷争。国有大型能 源企业经常绕过它与中国最高领导层进行面对面会谈，从而削弱它的 影响力。 在自主性方面：作为 NEA 首任局长兼党组书记，张国宝同时兼任 发改委副主任，这表明 NEA 的机动性将受到发改委的限制，其缺乏自 主权的最大表现就是进行能源领域有效管理的主要政策性工具均掌 握在发改委手中。 在政策性工具方面：NEA 没有权力制定能源价格，能源定价仍然 是发改委价格司的职权。尽管 NEA 可以提出能源价格调整建议，且发 改委应就任何提议的改变向其咨询，但最后命令仍然由发改委下达 （实际上任何重大能源价格调整须经国务院批准）。发改委不愿放弃 能源定价权力，不仅出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考虑，而且也不愿看到其他 机构削弱其宏观调控能力。NEA 试图调整能源价格的权力，可能会与 发改委更大的宏观调控目标（如反通胀）背道而驰。 在人事安排方面：虽然张国宝是正部级官员，其知识渊博、精明 强干在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和首都国际机场扩建等主要基 建项目开发监管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传言 NEA 会有 200 人的编 制，最后却只有 112 人，其中至少一半是副厅级以上级别官员，“将
- 5. 多兵少”十分突出，专业人才不足，监管有心无力。 邓丽嘉认为，“出台燃油税”争论旷日持久和“国家能源部”至 今无法成立，都充分表明了中国能源管理体制的内部矛盾和决策过程 的艰辛复杂。 从 1994 年讨论征收燃油税到 2009 年正式出台方案，政府在十几 年的争论中错过了很多时机。争论时间如此之长，不仅是因为燃油税 会影响农民、出租车司机等群体的利益，燃油税计量、征收、对逃税 行为的监管等方面存在商榷之处，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如何分配燃油税 这块“蛋糕”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迟迟不能达成一致。 尽管很多中国官员和能源专家意识到能源管理机构急需改革，建 立国家能源部的呼声不断高涨，但强大的部委和国有能源企业却要求 维持现状。国家能源部如果成立，将从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部 等部委收拢相关的能源管理权力，“仅仅是建立国家能源部捕风捉影 的消息就令发改委感到害怕”。国有能源企业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 政府部门来限制其经营活动，而且害怕国家能源部会限制它们直接接 触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国迅速成为石油消费大国，却在高效利用能源、 降低石油需求增长方面，行动缓慢，效果不彰，这与其能源管理体制 有极大的关系。 邓丽嘉预见中国的能源管理情形依旧：利益冲突将阻碍决策；国 家制定的能源价格仍将继续导致周期性能源供应短缺；NEA 因没有权 力调整能源价格，可能会采取“次优”的管理措施努力消除这些短缺。 在“对美国的启示”方面，她在 2013 年 6 月 6 日美中经济安全
- 6. 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中，做出以下陈述：“首先，美国的决策者应该 意识到中国分散的能源决策机制可能会限制中国政府做出美国决策 者想它做——而实际上也是中国领导人自己也可能想做——的行为， 如加强国际能源安全并对抗气候变化。如果中国不符合美国的期望， 可能并不表示中国政府故意推卸国际责任，而是其国家能源管理机构 的有限能力不能令各方（主要是能源企业和地方政府）服从其意志。 其次，计划与中国在能源问题上开展合作时，美国拥有多个可供选择 的对象。发改委是通常选择的对象，因为其拥有强大的权力和号召力， 但与其他各方接触也能够富有成效。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地方政府和 能源企业可能是更合适的伙伴。” 二、邓丽嘉对国有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及其对中国外交影响的认识 在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多外国专家、媒体 对此指指点点，“国有石油企业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执行工具”“中国是 国际能源的掠食者”等等言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诚然，中国海外 石油投资以国有石油企业为主力，但是邓丽嘉并未匆匆下结论，她长 期跟踪研究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的商业活动和中国政府的能源外交政 策，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1.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并未影响他国能源安全 2007 年邓丽嘉在世界安全研究所5 《中国安全》期刊上发表论文 《中国与非洲能源关系的“虚”与“实”》6 。在文中，她抨击了诸多 5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1972 年在华盛顿成立的思想库，专注研究全球安全与外交事务，2012 年与非政 府组织 Global Zero 合并。其网站有中国专栏，刊载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章。 6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n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3 Summer 2007, pp. 42-68,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
- 7. 关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海外石油投资的“虚言”，例如“中国石油企 业把西方石油公司挡在了非洲门外”“中国石油企业阻止石油流向国 际市场”“中国在非洲的石油掠夺威胁他国的能源安全”。面对“虚言”， 她坚定地说“No”。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海外获得的份额油7 都运回了中国，这是很 多外国专家、媒体叫嚣“中国能源威胁论”的主要论据。邓丽嘉指出， “事实”是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了大部分的份额油， 只有小部分运回中国。她根据伍德麦肯兹8 、中海油、路透社、《上游 新闻》9 、《国际石油经济》10 的相关数据资料整理出 2006 年中国海外 份额油生产和运回中国的实际状况（如图 1）——2006 年，中国海外 份额油产量为 685 千桶/天，运回国内的只有 221 千桶/天，占份额油 总量的 32.26%，大部分在产油国或者国际市场上直接销售。她根据 伍德麦肯兹的数据资料展现了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从 1996 年到 2006 年 在苏丹的石油产量和进口量（如图 2）。除了石油需求迅猛增长的 2001-2003 年，中国从苏丹的石油进口量超过国有石油企业在苏丹的 石油产量，在其他年份，中国从苏丹的石油进口量都小于国有石油企 业在苏丹的石油产量。这说明为获取销售利润，国有石油企业将相当 一部分份额油直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尤其在 2006 年）。因此她认为，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商业活动主要受市场因素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驱 7 份额油（Equity Oil）又称权益油，是指企业通过参股、投资、技术服务参与国外石油资源开发，根据分 成合同稳定获取的一定数量的原油。 8 Wood Mackenzie，全球最大的能源顾问公司之一，独立的商业咨询机构，总部设在伦敦，咨询内容包括 石油、天然气、煤炭、原油提炼和营销以及天然气生产和电力，拥有 300 多位石油天然气方面的专家，在 业界享有盛誉，多年以来一直是能源咨询界的翘楚。 9 《上游新闻》（Upstream Newspaper）是挪威 NHST 传媒集团下属的国际知名油气刊物，独立的商业新闻 供应商，总部设在奥斯陆，新闻报道涵盖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上游行业。 10 《国际石油经济》是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月刊。
- 8. 动，并非受中国政府的直接干预。 图 1 2006 年中国海外份额油生产量和进口量 图 2 1996-2006 年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苏丹石油产量和进口量 （备注：NOC 是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 缩写，国有石油企业） 邓丽嘉进一步指出，西方石油公司占据着非洲优质的石油资产，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西方公司不能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开采石油，并 把大部分生产的份额油销往国际市场，这为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供应 做出了贡献。 2.国有石油企业海外利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强 在 2011 年 4 月 13 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中， 邓丽嘉指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促使中国政府采取更多的
- 9. 措施保护其海外经济利益，面对具体纷争和利益冲突时，中国外交会 采取更加灵活的手段。 国有石油企业不断增加的海外商业活动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国 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承担与其海外经济利益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中国 外交在此方面承受的国际压力不断上升。在苏丹达尔富尔事件中，美 国及其他国家要求中国政府运用中石油在苏丹的经济影响力向苏丹 政府施压。起初，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达尔富尔问题表决时，中国政 府投反对票，这不但反映中国一向反对用经济制裁应对人权问题的传 统立场，也突出表现中国政府维护中石油在苏丹的利益，避免外部势 力借“达尔富尔人权问题”干扰中国在苏丹的经济权益。但是达尔富 尔形势不断恶化，中国外交承受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外交部与中石 油的意见分歧随之扩大。为避免不必要的经济制裁最终损害中石油在 苏丹的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开始深度参与国际斡旋，并在 2006-2007 年劝说苏丹政府接受非盟和联合国在达尔富尔地区联合驻军的安排。 当伊朗核问题处于白热化时期，美国及其他国家要求中国政府运 用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伊朗的石油利益游说伊朗政府搁置核计划。为 避免不必要的经济制裁，影响中国石油企业在伊朗的石油贸易和投 资，中国在 2006 年 3 月赞成国际能源署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伊朗核 问题。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及北美非常规能源的兴起，北美地区油 气产量上升，石油上游行业兼并重组速度加快，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 国有石油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大幅上升。从 2010 年起，中国石油企业 在美国投资已经超过 80 亿美元。2011 年，全球 60%的油气产业兼并
- 10. 重组发生在北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美国的能源投资受到美国政府 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如果石油企业在受制裁国家存在投资和贸易 活动，那么该企业在美国的能源投资会遇到来自美国政界和社会舆论 的强大阻力。因此，中石油、中海油在美国进行石油投资布局时，放 缓或推迟了在伊朗的石油投资和工程项目。2010 年 6 月，中国支持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的 1929 号决议。邓丽嘉认为， 这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放缓在伊朗的能源投资有微妙的关系，伊朗的 能源合作模式、利润分成合同确实对包括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内的外 国投资者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在“对美国的启示”方面，邓丽嘉认为：第一，中国企业的海外 扩张正在重新定义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中国利益的行动。当危机威 胁到中国企业的利益时，“不干涉他国内政”就不再是中国外交政策 的必然选择；第二，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贸易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会相悖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为达到外 交目的，需要综合运用国内、国际的政策工具，向中国展示“不合作、 不配合”会引起经济利益受损的严重后果；第三，美国决策者应该意 识到，中国政府鼓励国有石油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并提供各种级别的 外交和金融支持，偶尔干预其决策。但是，在选择何处投资、投资多 少等具体问题上，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几乎掌握着控制权。中国政府与 国有石油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协调。 三、邓丽嘉对中国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认识 她认为，中国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是多个行为体共同参与的行动。
- 11. 中央高层、中央部委及单位（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外交部、海洋局 等）、地方政府（海南省）、海军、国有石油企业（中海油等）、国有 装备制造企业（中船工业等）都在她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詹姆斯敦基金会11 2014 年 6 月 19 日《中国简报》上，邓丽嘉 发表时评《南中国海的商业和政治》，文章开头就援引中国媒体关于 海洋石油 981 深水钻井平台（HYSY981）开始在南海勘探作业的报道。 2014 年 5 月 2 日，HYSY981 开始在西沙群岛海域作业，处于中国和越 南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重合区域。针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邓丽嘉 重在阐述各个行为体的政治、经济动机以及行动背后的意义。 1.中国政府的地缘政治动机 她认为，HYSY981 南海作业行为强化了中国政府对争议海域的实 际管辖，具有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动机。HYSY981 在西沙群岛海域的 作业引起越南的强烈抗议，随后演变为越南国内的反华暴动。她援引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早在 2014 年初，中国政府就已决定要在南 海争议海域开采石油，尽管这会引起一些外交摩擦。她引述时任中海 油董事长王宜林的话，将 HYSY981 比作“移动的国家领土”和促进中 国海洋石油工业发展的“战略武器”。邓丽嘉认为，中国政府的南海 行动具有连续性，体现了外交部“南海是中国领土”的一贯主张，近 些年中国外交部、海南省、海军、海洋局、中海油等在南海的活动都 11 Jamestown Foundation，成立于 1984 年，由前苏联叛逃级别最高的官员、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舍甫琴科 和美国律师威廉·盖默在华盛顿共同成立，是支持前苏联叛逃者的重要平台，它声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阵 营宣传民主和人权自由思想方面做过直接贡献。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联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担任过该 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中国、俄罗斯和全球恐怖主义是该基金会的主要关注对象，它旨在通过出版物、学术 会议等多种渠道影响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团体。出版物包括《中国简报》《欧亚每日观察》《全球恐怖主 义分析》《北高加索周报》（先前的《车臣周报》）。《中国简报》创刊于 2001 年 5 月，在全球拥有约 8000 名订阅者，订阅群体主要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各国国防防务专家和外交政策专家。
- 12. 在她的观察清单里： ● 2011 年 5 月，中国海监船切断越南石油公司地震勘探船投放 的电缆； ● 2012 年 4 月，菲律宾军舰和中国捕鱼船在斯卡伯勒浅滩12 出 现对峙僵局后，中国舰船对其获得了实际控制权； ● 2012 年 6 月，中海油邀请外国石油公司参加南海石油区块投 标，该区块位于越南主张声称的管辖海域； ● 2012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沙群岛成立三沙警备区； ● 2012 年 7 月，由于各方对南海事件存在分歧，中国外交部阻 止东盟发表联合声明，这在东盟历史上尚属首次； ● 2012 年 11 月，海南省批准通过的法律规定，省级公安部门 有权对进入中国占据或主张声称的岛屿（岛礁）海域的外国船只进行 登船检查、扣留或驱逐等执法工作； ● 2013 年 5 月，中国舰船开始在托马斯浅滩13 巡逻，菲律宾声 称其为该国大陆架的一部分； ● 2013 年 11 月，海南省颁布新的捕鱼规定，声称南中国海超 过一半的海域都属于其管辖。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邓丽嘉明显把中国当作南海的“挑衅 者”，这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主张、南海局势的是非曲直相悖。“中国单 方面改变南海现状”的观点存在片面性，忽视了南海其他国家抢占南 海油气资源的事实，但这却集中体现了当今美国学者、媒体的主流观 12 Scarborough Shoal 即黄岩岛，欧美称斯卡伯勒浅滩，菲律宾称帕纳塔格礁。 13 Thomas Shoal 即仁爱礁，欧美称托马斯浅滩，菲律宾称银鲈礁。
- 13. 点。中国政府的南海政策具有连续性，意在加强对争议海域的实际管 辖，HYSY981 南海油气勘探开发是这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 2.国有石油企业的经济动机和政治目的 邓丽嘉认为，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上，国有石油企业拥有强烈的 经济动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强烈的开发愿望受到政府压抑。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海油就曾向中央高层提出南海物探作业要求， 被外交部从中阻止。中石油早在 2004 年就从国土资源部取得南海开 发许可，准备动用自己的工程作业队伍尝试作业。在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前夕，中央高层最终阻止中石油在南海争议海域实施石油开发计 划，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外交争端。之后，国有石油企业的南海开发行 动日趋活跃，直到 HYSY981 南海作业受到世界瞩目。南海巨大的油 气储量对石油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油气开发先行，再铺 设海底管道通往海南，中海油和海南省都会从中大获其利（当国际原 油价格较高时）。 邓丽嘉指出，在争议海域开采石油维护国家利益，国有石油企业 CEO 可藉此积累政治资本，跃升到党内更高的位子。52 家重点央企14 董 事长的人事关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在发展企业的同时，推 进国家利益，央企董事长（或 CEO）成功晋升更高职位是有先例可循 的。因此她表示，时任中海油董事长王宜林将 HYSY981 比作战略武器 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 3.中国南海政策重大转变的启示 14 实际上，中国重点央企有 53 家。邓丽嘉的数据有误。
- 15. 统计以及运回中国的数量一直存在争议（包括在中国学界），邓丽嘉 集合伍德麦肯兹、路透社等多家数据进行估算的努力值得钦佩，但是 各方的数据采集方法、统计口径并不一致，“2006 年 32.26%份额油运 回中国”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就在 2006 年 8 月 4 日美中经 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邓丽嘉认为只有不到 10%份额油运回 中国，绝大部分份额油在国际市场上直接出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针对同一个问题，虽然她的主论点没有变化，但是数据出现了非常明 显的差异。“中国是南海局势的挑衅者”作为先入为主的判断，普遍 存在于美国学者的观念中。邓丽嘉对中国南海政策的变化充满忧虑和 敌意，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警示并不利于中美之间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 制、达成共识。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邓丽嘉的中国能源研究成果可以当作一 个“警钟”，以此为契机，中国应当更好地进行自我检查、自我反省， 中国能源问题学者应当与美国同行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探讨。除了在 CIA 工作外，邓丽嘉在多家智库、政策咨询公司的履历也非常亮眼， 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学术交往对她的研究大有裨益。与美国布鲁金斯学 会、兰德公司、欧亚集团、詹姆斯敦基金会等智库、咨询公司相比， 中国的智库发展才刚刚起步，民间智库、政策咨询公司的实力更是严 重不足。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对能源问题的研究质量，我们应当主动 创建更加包容的社会氛围，在政府主导的学术研究体系之外，积极鼓 励、大力扶持众多民间智力资源参与其中。学术研究的独立、开放， 对提升国家整体的学术质量至关重要，能使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