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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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大墙
E L L E M E N 专题组
褚时健、野夫、钱程、臧天朔
4个硬汉的人生故事
The Return
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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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都从大墙归来。
萧萧人生，突然转弯，
但他们都是行走在路上
的人生硬汉。
无论是褚时健，
还是野夫，无论是钱程，
还是臧天朔。之前他曾是
“烟草之王”，而十年
大墙囚禁后，
他并没泯灭掉，而又成了
“褚橙之王”；之前他是
经营剧院的天才，
大墙归来后，他再度
成了天津大剧院院长。
大墙归来，给他们的
人生带来了不一样的思考。
这是因为在强迫抽离
出日常生活的空间后，
他们在另一种立足点
上重新审视时代，
观看人生，
阅读自己的故事。
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故事，
获得了另一种广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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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1999年1月9日
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
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
徒刑十七年。
1994年
褚时健被评为全国
“十大改革风云
人物”。
2002年
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
包荒山开始种橙。
2011年
刑满释放
2012年11月
褚时健种植的“褚橙”
通过电商开始售卖。
1928年
褚时健
出身于农民家庭
“小先，我在果园。”这话成了最近与褚时健通
话时最常听见的回答。与之前相比，将近87岁
的他，到果园的频率和每次停留的时间更多也
更长了。也就是说，他更忙了。
一褚时健这个名字，最先为人们知道，是他作为中国最大的烟草
企业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的时候，人们给他的名头是“中国烟王”。
1998年末，一场被称为世纪审判的官司，使他走下了神坛，成了一个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
在失去自由的那段时间里，褚时健停下了脚步，对于一位从高
峰跌落的古稀老人，这无疑是一次残酷的自我修复和重塑。独自面对自己
走过的大半生，面对生命最单纯的真相，面对刻骨铭心的亲情……
少年丧父，田野中艰辛的劳作；求学昆明，和兄弟们参加学生运
动的风华；投身革命，在战火中磨砺人生的信念；成为右派，在哀牢
山中和岁月抗争的二十年蹉跎；接手玉溪烟厂，打造烟草王国的殚精
竭虑……
一生要强的褚时健完成了打破后的修复，过往的风云沧桑已经
淡化，摆脱一切羁绊后生命反倒显得自由和真实。只有一点没有改
变，这就是“要干事情”，他说：“要说我一生的追求，沾着手的事情
就要干好，大事小事都一样，给国家干和给自己干都一样。”
2000年，他的弟弟到监狱看他，给他带了一箱农场的橙子。
与橙子的这次相遇，成了他二次创业的动因。
“我支持他承包山地种橙子，我出狱后，也一起去搞。”
心里有了打算，在监狱里爬山的时候，他开始用脚步丈量，多
少平方栽一棵树，一亩山地种多少棵合适。
2001年5月15日，褚时健因病保外就医。之后褚时健把家安在
了离玉溪市五公里的大营街。
重归正常生活，他的家里又开始有了众多访客。褚时健无疑是
一个有特殊魅力的人，离开了当年“烟草之王”的位置，失去了每年
过手百亿的经济权力，变成了一个背负罪名的、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的老人，可他家的客厅，却从来不缺来访者。
和多年前褚家门庭若市时的情形不同，来的人都避开了敏感的
话题，也不再高谈阔论。褚时健明白大家的心意，毕竟他的处境和
褚时健
撰文：先燕云摄影：杨克林编辑：N A B O K O V
1979年
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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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传奇
他内心强大到不能容忍别人的同
情，他不喜欢别人带着同情怜悯
的神情走进他的家门。十年身陷
囹圄后，昔日的“烟草大王”，如
今依然延续着他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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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发展，产量逐年上升，到七年后，也就是2020年以后，产量
将达到5万吨。”
褚时健剖析自己的心态：“搞到这一步，和个性有关，还是要把
事情做好，做不好心不安。在我的经历中，不管当年的国有资产，还是现在的
私有财产，不论为国家、为自己，还是为子孙，都要做到最好。”
三
2012年11月5日，褚橙进京, 一石激起千层浪，就从这一次开始，
“悄然”变成了“轰然”，各类新兴媒体的巨大宣传能量，将褚时健
从幕后拉倒了前台。他被冠以“励志爷爷”的美称，褚橙因此变成
了“励志橙”。纷至沓来的媒体人、企业家、经济学者，从他的这种
塘镇的山山水水开始，就在心中规划出一个大格局，只是这想法是
一步步实施的，在它终于变成了现实后，人们才明白，对一个企业家
来说，心有多大，舞台就可以有多大。
还有更深层面的东西，褚时健自己都不愿去想它，那就是他引
以为傲的能力。入狱几年，失去最宝贵的不是时间，而是尊严。褚时
健是个高傲的人，他内心强大到不能容忍别人的同情。他不喜欢别
人带着同情怜悯的神情走进他的家门，也不打算把过往的教训当成
一个大包袱扛一辈子，而是要吸取教训，着眼未来。
2004年，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假释。5月10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假释裁定。这一年，褚时健76岁。
他在新寨的果园，已经有了最初的果实，几千棵农场留下的老树，结
出了不同寻常的橙子，褚时健和马静芬给它们定了一个新的名字：云
冠冰糖橙。
褚时健认为，农产品要人家买，必须要有特色。他最早的决定
是，先搞产品再搞市场。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主要是对哀牢山的环
境有充分的了解。
“自然环境包括气、水、光、风，你们不要认为这个说法玄，空气质量
对果子的确有影响。我敢说，自然环境能造成品牌的特色。”
褚时健并不是农艺师，对于种果树，最初他只是个门外汉。不
过，褚时健是个学习能力超强的人，学以致用，他可以算得上楷模。
不管是小时候烧酒，青年时打仗，还是“右派”时制糖、造纸，直到
成为玉溪卷烟厂的掌门人，凡是经他手的事，最终他都成了专家，
这是他有别于其他企业管理者的地方。种果树也如此，学习是他进
入角色的第一步。
“这些年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改良了土壤结构，发
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差异问
题等等。”这样搞了几年，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冰糖橙幼苗，在哀
牢山中脱胎换骨，包括老的果树，品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到2006
年，果子可溶物质和糖、酸比例，达到了这个品种的最高标准。这就
是近两年风靡市场的“褚橙”。
严格说来，这个品牌是老百姓叫出来的，褚时健用十二年所做
的一切，只是让这个品牌在市场上站起来，有自己的辨识度、有自己
的拥趸，具有了品牌自己的价值。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
8000万元。2012年，公司的固定资产突破亿元。而公司还在扩展，
原有的2000多亩果园，现在变成了5000亩，这是公司的核心产
业。
公司在漠沙镇海拔1300—1500米的山区新扩展了一片面积
3000亩的果园，种植沃柑。这是一种高塘低酸的果实，很符合中国
人的口味。现在已经种下了7万棵果树苗，它的上市时间是每年春夏
之交，和褚橙在时间上形成了互补式的衔接。
另外，在普洱市镇沅。另一片面积4000亩的土地准备种褚橙，
目前正在做水源系统的配套工程。
现在已知的果园面积达到12000亩。另外，金厂的2000亩地
不能种果树，经过多方考察，准备种红椿，也已经进行到育苗阶段。
褚时健说：“如果顺利，现在种下的果树四年后将有收获，梯次
“扩张的野心”中，看到了一个不老的传奇……
2014年11月19日，坐落在果园的褚橙庄园开业，就在这个月，褚
时健传记正式出版，12月，当下社会再度肯定了他的价值：“年度时
代知行者奖”，“企业家社会责任奖”。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曾集中出现了一批“中国国有企业体制
改革历史进程中的失踪者”，而今，这批“失踪者”中年纪最大的褚
时健，却悄然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
和别的成功人士不同，褚时健是一个真正的隐者。他选择的致
富路径避开了那些吸钱最多的热门行业；他远离了一切公开露面的
场合，拒绝了一切纯社交的应酬，哪怕是那几年褚橙创立品牌时期
的商业攻关；他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运作模式，以不动应万变，远离繁
华，扎根深山，稳稳地推进自己的事业，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他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形势，以自己的经验点评着财经领
域的风云变幻，和到访的朋友探讨时下的金融话题。但这一切都是
淡淡的、平静的。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听力有些衰退了。耳朵不灵
后，世界开始安静起来……
ELLEMEN：你的人生经历过多次波澜起伏，
而你一次次从谷底反弹的动力是什么？
褚时健：我的所谓“谷底反弹”，其实就是对
自己的人生要负责任的意识。一个人要讲责
任，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只要你是个有责任心，有
追求目标的人，你就不会趴下不起来。
ELLEMEN：以75岁高龄为何选择从头开始
创业，到哀牢山种橙子？
褚时健：我一直有个观点，只要活着，人生
就应该有价值，重新创业没有年龄的界限。
至于为什么选择种果子，选择在哀牢山，这
要看客观条件。首先我对这片土地熟悉，第
二我对土地有天生的感情，第三我对种果子
有信心，这是我有谱气的事情。
ELLEMEN：在你看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
重要的是什么？
褚时健：要我说，第一点是企业家的社会责
任。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对国家，对民族有
一种大的责任感，这是我们逃避不了的。不
管给国家干还是自己的企业。现在我是做自
己的企业，有了自己的品牌，别人说，老褚给自己
干卖力，赚钱了。我说，我给国家干的时候，更卖
力，压力更大，给国家上交的税利更多。不管做
什么企业，都要尽心尽力把企业做好，这是对
企业家的基本素质要求。另外，我觉得搞
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精神。
ELLEMEN：有人评价，你是一个管理致胜
的人，看你的传记，你说过“管理的能力，
天生成一半”，你的企业管理方法是什么？
褚时健：我的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思路就是抓
住两点，一是利益平衡，二是经济效益。我认
为，企业管理中利益平衡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只有全体人员利益共享，多劳多得，达
到了分配公平，大家才会努力工作，企业的
目标才能实现。我一直认为，没有只有一个
人赚钱的生意，与人合作，必须给人利益；
利益这个东西是个相互作用的产物，适当
让利，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再来谈谈经济效益。一个企业干得好不
好，头一条，利润要增长；第二条，钱花多
了不行，不能只强调收入，也不能只强调
成本，要算账，替国家算，替企业算。什么
是最好，并不是一味强调低成本，而是寻
求一个最好的比值。在我的实践中，有时
候大幅度增加了成本，收益反而翻倍增
加，这个账你要算得过来，这才能做到有
好的经济效益。
ELLEMEN：你现在搞的是新农业，它新在
什么地方？
褚时健：我不是搞传统的农业，而是用工
业化管理的方式管理农业。果品基地的作
业长，就像是当年烟厂的车间主任，在人员
梯次上起着很大作用。我们现在有一百多
户果农，这些果农又分属不同的作业区。如
何管理从果农到作业长再到技术人员这个
团队，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有个一贯的
看法，若干人来干一件事，要考虑各方面的
利益，只有利益一致，大家才会真心诚意地
干事情。而投资人、管理者、农民三者的利
益一致，在公司的具体体现，就是分配，讲
实在点，就是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大
家才会努力。工业化管理农业还有一条，有
一套有章可循的规章制度。在我们基地，所
有的设施和果树的生长，都有一系列经过
测算的数据来支撑。比方说，从一亩地种多
少棵果树最合理，果树的种植、开花、结果、
采摘的整个流程中，每一步要达到一个什
么标准，公司都有严格的要求。可以说，利
益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做到了土地升
值，产出率提高，树立了一个品牌，让农户共享
了利益，也为国家涵养了土地，造福了一方
百姓。
ELLEMEN：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
褚时健：这个事情要别人说，自己不好说。
我这个人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风口上，
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想，十个人说总有
八个是公平的吧。
对话
地位与过去大不相同，人们小心谨慎，害怕触动他内心的痛楚。他养
成了新的习惯，对一些客人干脆不问姓名，“来了就坐坐”，他常说这
句话，知道太多反而有负担。经历了一系列变故，褚时健发现自己的
内心变得平和、清朗多了。他说：“有来自社会上各个层面的关心，我
感到很满足，过去的就让它烟消云散，我考虑的，就是有生之年能把
以后的事情做好。”
以后的事情是什么？
褚时健告诉朋友：“我要种新品种果子——冰糖橙。”听到的人
都当他是心血来潮，觉得那是他为了解决生计的小打小闹，是他厌
倦繁华、看透世事而想退隐山林。没有人会想到他怀着种植几千亩
果园的宏伟计划，打算用当时已经市场饱和的冰糖橙创出一个属于
自己的品牌。
要知道，此时的褚时健已经70多岁，他将开始的，是一次新的
创业，在一个新的领域。
十多年后谈到当时的动力，褚时健说，“一个是要让晚年有事
情可做，让自己和老伴的生活不要那么窘迫；一个是有些不服气。改
革开放这么多年，那些给自己干的人都挣了不少的钱。要说这些人
的能力、花的心血和精力，大多比不上自己，他们能成功，自己为什
么不能？”
二哀牢山又一次接纳了褚时健。他从水塘镇新寨梁子的2880亩
山地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
落脚的小院子没有修起来的日子，老两口就住在工棚里。马静
芬说：“就是晚上可以看到星星的那种工棚。”
山高月明，哀牢山的夜空，星星比城里不知亮了多少倍。坐在屋
子里看星星，这样的日子老两口并不陌生，就算是工棚，比起当年也
不知好了多少。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是三十出头的青壮年，而现在
两人相加，已经超过了140岁。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同，过往的一次次
搬家、一次次调动、一次次住“看得见星星的”破房子，都是被动式
的，由别人决定的。而现在，他们把机会留给了自己，自己把自己“发
配”到了山中。
很多访问者怀着悲天悯人之情感慨他从一个“烟王”到一个果
农的“悲怆”，但褚时健自己从来没有觉得当一个果农有什么掉价。
就算是为生计所迫，他当时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请他去帮助
管理企业的人不在少数，而这些企业都有上亿的产值。选择种果
树，可以说和他少年时的经历、对土地的感情、对自己人生的判断有
着直接的关系，或许，这才是他自己内心深处最长久的心结。在那
时，没有人会和他探讨这样的话题，因为2000多亩果园太小，人们
实在很难把它和一个大企业家的事业连在一起。
褚时健没有对任何人谈自己的规划、畅想。他从不做梦，只相信
行动。夜晚，他坐看繁星、静听虫鸣。他似乎从看到新平戛洒镇和水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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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1978年
考入湖北民族
学院中文系，
1982 年成立
“剥枣诗社”，
开始使用笔名
“野夫”，其出
处来自唐诗《偶
书》：野夫怒见
不平处，磨损胸
中万古刀。
1962年
生于湖北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利川市，他
的家庭在反右
和文革中历经
磨难。
1986年
插班考入武汉
大学中文系，出
版诗集《狼之
夜哭》。
1988年
大学毕业后，分配
到海南省海口市
公安局政治处工
作，第二年辞职。
很多时候，野夫被大理的阳光温煦着，坐看云
卷云舒，宠辱不惊。他喝酒会友，有很多雅集，
也有很多烂生活，残酒夜半之际，内心的破碎
定时拜访，故乡、故人和故事，将他紧紧缠裹，
他在灯下，用文字追忆和释放。暴烈的时代何
尝容得下个体的狂欢？喝酒打牌、嬉笑怒骂，
看似轻如尘埃，却被良知和情义托举，玩世不
恭地反抗着。
一野夫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反抗。
反右和文革，对野夫的家族来说，是一场釜底抽薪，他在打架
斗殴和“恶世的疼痛”中野蛮生长。16岁时，心爱的女孩把他写的情
书上交到学校，羞耻感驱使他尝试自杀，死亡的味道压塌了舌头，
那是一小杯的水银，混合着血的腥和铁的甜。从当年的一本连环画
《一块银元》上，他得知，灌水银而死的人，会死如生态，以为这样
可以把外婆的伤痛减到最小。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他在自杀的
屋子里醒来，此后可以驾驭对死的渴望。
那个心爱的女孩，是野夫的半自传体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
的主人公，在书中他回望爱情，同时追忆上世纪80年代，压迫已久
的对美的纯然追求，填满世界不平的理想主义，和充满生命力的诗
意，统统相遇在这个无法被超越的时代。80年代，野夫成立“剥枣
诗社”，插班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诗歌江湖正泛着纯净的光芒，
诗人每到一处，总要先去拜访当地最好的诗人，到成都，就找马松、
李亚伟、万夏，到上海，就找默默、郁郁，到武汉，就找野夫，诗歌
将他们的情谊连接起来，而这个流窜的传统，也凑齐了今晚的数个
牌局。
1988年，海南建省，百万人才下海南，野夫，武大毕业，自然有
野夫
采访、撰文、编辑：费文晶摄影：方雷
你们可以流放
我，也可以送我
上绞刑架
1990年
在看守所待了
十三个月后，被判
刑六年，关押于
武汉武昌监狱。
1995年
减刑出狱。服
刑期间，父亲癌
症去世；出狱之
后，母亲投江自
杀，尸骨无存。
1996年
来到北京，成为
民营书商。
2006年
卖掉北京的图
书公司，搬到大
理，自在生活，
自由写作，代表
作有《江上的母
亲》、《尘世·挽
歌》、《乡关何
处》、《看不见
的江湖》等。
一
冷冽已经在黄山脚下扎根，即使
肚子里装了一桌徽菜、半斤白酒，
参加归园雅集的人们，还是使劲
搓动双手，哆嗦着等车接他们回
猪栏酒吧，聊天，打牌，继续喝。
在人群中找到野夫，酒意之下，
头一遭的照面豪放且热腾。再要
找时，他已妥当投身热火朝天的
牌局，客堂里播放着25周年版
的《悲惨世界》，一样是热火朝
天的革命。每两年一次的归园雅
集，基本是第三代诗人们的酒游
之聚，野夫说，这是他们的玩法
和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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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的余地，出于对治理国家命运的兴趣和提供住房的优待，野夫
选择了海南省公安局，职位是局长秘书。一年之后的六四学潮，翻转
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李亚伟、万夏、野夫等等，然而有什么是偶然
的呢？他清楚，离开是一种必然。
1989年初夏，首都的那场剧变，令人始料不及，那个夜晚，野
夫和兄弟们痛哭流涕，他决定辞职。翌日，他卸下肩章、臂章、警服、
枪，在一个没有单位就是被社会抛弃的年代，野夫那种“老子不干
了”的决绝，成为他的老同事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客堂里的炉火很旺，似当年野夫青春的热血与愤怒，我们的围
炉夜话也越来越热闹，不时有人跑来催促野夫参加第二场酒局，顺
便插科打诨，补充彼此的印证，比如酒后的万夏，孩子般单纯，七零
八落地描述当年潜逃海口的牛逼经历，提着一塑料袋颜料、留着长
发的万夏，还在街上邂逅了骑着单车穿着警服的野夫，镜头一恍惚
就切换了，辞职后的野夫换上便装，骑着摩托，四天赶回故乡的深
山，他写自己“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
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
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
二在没有成为房地产项目之前，武昌起义门55号是一所监狱，清
末曾是驻兵之地，当年新军正是从这里冲入，发动了武昌起义。因为
一场至今未得到任何解释的出卖，1989年，野夫被捕，在看守所待
了十三个月后，获刑六年，李亚伟、万夏同时被捕，在看守所度过漫
长的两年，未服刑。
武昌起义门监狱有四层楼高，周围是一片居民区，旁边有一座
清真寺，每日定时传出肃穆的唱诵。诗歌江湖沦为狱中江湖，作为一
个新犯人，野夫每天大早起来打扫宿舍，一不小心，碰翻凳子，惊扰
了一个老犯人的睡眠，老犯怒而骂脏。野夫并未顺从“新犯不能惹
老犯”的江湖规矩，而是紧紧铆住老犯的双眼，步步逼近，愣是把老
犯的怒气逼得藏回被窝。此后，没有人再敢欺侮野夫这个新犯，他
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队组长，管理着一百名左右的犯人。
狱中的每一天都是绝望的重复：早晨六点半起床，半小时排
队洗脸刷牙，早餐，集合点名，出工，中午11点半，吹哨下工，集合点
名，午饭，半小时休息解手，集合点名，再次出工，收工，集合点名，
晚饭，一小时自由活动，集合点名，看新闻联播，完毕分组学习，进
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洗澡洗脸，点名，睡觉。在无处可逃的绝望
中，一天的六次点名意味着出逃的严重性，被逮回的逃犯，不得不降
服于文革的传统，把木牌挂在脖子上，被细细的铁丝勒着，经受大
家的轮流批判。那些被点到上去批判的犯人，若是不说，将失去减
刑的机会。
如果说还有一丝盼望，就是每月唯一的一天“接见日”，那是每
一个犯人期待的节日。野夫平静地描述那幅凄凉的画面：那一天，
允许犯人不穿囚服，哪怕是最穷困的犯人，也会把自己洗得干干净
净，换上整洁的便装，等候狱卒叫唤。有些犯人终年没有亲人探访，
他们就坐在那里，看着其他犯人拿到家里送来的食物和烟，兀自怅
惘失落，比如他笔下的“掌瓢黎爷”。
身为组长，就是要帮助狱卒治理中队，野夫认同李亚伟的一个
观点，“即使是共产党监狱里的犯人，90%还是人渣构成的。”每个
中队组长手下总有几个打手，名曰“积极改造小组”，通常组长意欲
修理某个犯人，不会亲自出马，而是暗示打手教育教育，一转身，就
是噼里啪啦一阵打。从野夫当组长开始，他不允许打人，所谓盗亦有
道，和他们讲江湖道理，比武力深入人心。
前两年，野夫意外地接到过去中队一个小犯人的电话，问他，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想告诉你，感谢你当年在里面对我的照
顾，我现在能正正经经为人，打工、娶妻生子，都是你教给我的。”
野夫当然记得他，当年因为偷牛被判盗窃罪的20岁小伙，从县
里的看守所一路挨打过来，进到省城的监狱，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来
时胸口已被打糊，野夫看着可惜，不允许中队的犯人欺负他。这个处
于青春期的男孩，因为在狱中无处发泄自己的荷尔蒙，患上了露阴
癖，他爬上四层，扒窗窥到居民区的女性，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毛病。
狱中举报他人，意味着减刑，很快男孩的事被狱警得知，野夫说服
狱警勿用刑罚，自己亲自教育，他对男孩说，“这是心理疾病，你要
改，不能纵容它，如果你回到社会上也这样，轻则挨打，重则一生娶
不到媳妇，被人看不起，千万不能再有这样的行为，这次我原谅你，
一旦再有人举报，我就剁你。”
男孩以为，刑罚在劫难逃，谁知野夫的一番语重心长，像一道光
照进牢狱的无际黑暗，而背后支撑着的是外婆给予野夫的良善。野
夫出狱时，中队好几个犯人流泪相送，依依不舍，就连负责中队的狱
警，只要野夫回武汉，都会出来和他喝酒吃饭。
在狱中，野夫导演过春节晚会，首创犯人图书室，即便如此，弹
指一挥间的六年，在狱中依然是遥遥无期，此时父亲身患癌症，他急切地盼
望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终究还是输给了时间。在一日如年的等待中，他开始
写回忆录《浮生》，几万字的回忆，书写在组长才有的服刑人员改造
记录本上，文字里混合着犯人的鼾声和清真寺的唱诵。
直至离开监狱，这本回忆录才写到上小学，他保留着这本本子，
说等自己老了，再继续仔仔细细地回忆。
从狱中带出保存至今的还有一块胸牌，上面有野夫的照片、编
号和犯罪类型。
三“那已经是90年代中期的人间了，时代的列车已经随着邓小平
南巡远去。我像被扔在某个荒山野站的孤客，怔怔地找不到自己的
方位了。这个城市没有我的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野夫是忽然被宣布减刑出狱的，1995年的一天，他用塑料袋提
着一条毛巾一把牙刷，突如其来地面对渴慕已久的自由，他惶恐了。
身无分文坐公车，摸索到老友家后被误认为逃狱，父亲已经过世，不
久，野夫的母亲跳江自杀，尸骨无存，整个家摇晃如在暴风雨中。
生有其尊严，也有其羞辱。监狱里高声喊“到”的习惯，伴随了
野夫好几年，“一帮哥们喊‘野夫’，我条件反射地就喊‘到’，被他
们笑了几年，才改掉这个习惯。”最铁的兄弟李亚伟，在看守所度过
了屈辱的两年后，被干警押送回重庆酉阳，路上吃饭时，干警问，有
什么要求吗？李亚伟答，“给我倒一杯酒吧。”一斤酒量的李亚伟喝
完一杯就晕了，“他是两年没有沾酒了，在看守所，你连自慰的权利
都没有。”野夫说着，操起一瓶啤酒，继续喝。
“我们这代人”是野夫用得最多的主语，时代是连接他们生活
的锁链，再微不足道的一环也令人不知所措。上世纪80年代牛
逼哄哄的诗人们，不再写诗了，大伙忙着下海挣钱，谈话的中心
也是钱，人人腰间都有一个会发声的BB机，甚至开始对着砖头式
的机器讲电话，饭后不是谈天说地，而是“请你洗头”，野夫发现自
己跟不上了。
得知李亚伟和万夏在北京做出版，据说还挺挣钱，野夫也来
到北京投身出版。第一次做的是老师易中天的书，因为没钱，印刷
得像盗版书，把野夫逼得走投无路。李亚伟递来一张发货单，上面
清楚列出“长春发给谁，沈阳发给谁，北京发给谁”，“钱，我替你
去收。”李亚伟彪悍，书展上，他一把抓着书商朋友的肩膀，介绍说，
“这是我野哥，他第一次做书，这书做得不好，北京的货就包给你
了。”书商没招，看在亚伟的面子上，拿出3000元给野夫。
“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2006年搬到大理前，野夫经历了又一次离婚和穷困。如今的日
子，不富不贵，自由自在，附近的回民村，早中晚会传来熟悉的唱诵，
酒局过后，他挑灯夜书，多数文章完成于此。
他要继续写，从出生到成长，到牢狱，到兄弟们，让世人知道何
为义人。鲁迅说中国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野夫觉得自己也许做
不了烈士，“我做个收尸的行不行？”
ELLEMEN：六年的牢狱生活对你有任何影
响和改变吗？
野夫：有。我以前是个很暴躁的人，从小就
打架斗殴，监狱这几年反而缓和了这些狂怒
的元素，不是没有，但不轻易发作。第二，确
实学到了很多社会经验，你和一百多个人渣
在一起生活数年，面对各种阴谋诡计，犯人
因为渴望自由，之间的互相倾轧远比单位里
的争斗激烈。我现在用鼻子就闻得出来，谁
是好人，谁是坏人，对危险的嗅觉很敏锐。
第三是意志力，我在里面天天洗冷水澡。监
狱里当老大的，并不是打架最厉害的人，而
在于你性格的力量。
ELLEMEN：残酒夜半后的内心悲苦，于你是
一种常态吗？
野夫：我不知道万夏、亚伟用了那么长时
间，是否修复了自己，我自己好像没有修
复。我在任何场所不掩饰我的任何观点，
我从来都是对政治无欲无求的人，我出生
官宦，完全可以走仕途。我常常问自己，为
什么选择这样一条路，天天喝大酒，醉生
梦死，为什么？这五十二年，我是服从于自
己的良知活着，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诗人
并不都是勇敢的人，你允许一部分诗人抒
情，像夜莺一般歌唱，但你不能成为帮凶，
这是我的底线。
ELLEMEN：所以目前你觉得没有出路？
野夫：我是曾经抱希望的人，现在是彻底
绝望。我曾在微博上说，我们最悲哀的是，
面对人世间最自私的一群人。我对天发誓，
我一定不做一个自私的人，你们流放我，
甚至把我送到绞刑架，为了这个时代，我
愿意。
ELLEMEN：那么，你渴望的生命中的光明
到底是什么？
野夫：是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尊严和爱。直
到今天，我和国人一样，仍然缺失这样的光明，
时刻面临侮辱和剥夺，一样的无能为力。
ELLEMEN：什么样的人和事会打动你？
野夫：我属于那种特别容易被善良打动
的人，有时很小的一些人事，一句话或者
一个动作，都能让我感动。比如一个朋友
说——她看见一个农民上火车过安检，因
为不懂，自己也坐上了传输带，所有人都在
笑，那一刻，她哭了——这样的细节，顿时
也击痛了我。
ELLEMEN：你在狱中首创了犯人图书室，自
己也没有耽误看书，什么书让你一读再读？
野夫：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喜欢他的文字和小说结构，另外，他太
像我们，他是把性和政治结合得最好的作
家。我如果写小说要向谁致敬的话，一定是
向昆德拉致敬。
ELLEMEN：那么要理解萨宾娜的身体原
则，是否意味着要把身体与灵魂的联系切断
呢？你如何理解“生命之重”？
野夫：萨宾娜是多数男人心中的女神，性
友谊也是最美的一种两性关系。昆德拉成
功地塑造了萨宾娜这样一个典型的知性女
人，一个真正超越尘俗的女子。特丽莎当然
也不错，但是一个典型的世间女人。她对庸
常爱情的固执，毁灭了她所爱的男人的一
生。这一点，直到最后，她才醒悟。生命
本身，当然是一件沉重的事情。肉身的
生老病死，心灵的爱恨情仇，没有一件
是轻松的。
对话
二
三

报道
1990年
创办北京音乐厅画廊，
这是中国第一家画廊。
1993年
承包北京音乐厅。创造
单厅年演出510场的
纪录。
1962年
生于天津。
1977年
进入天津第二纺织机
械厂当钳工。
1981年
考入天津美术学院。
2004年8月
二审维持原判。
2006年10月
出狱。
钱程
北京驱动传媒总经理、
天津大剧院院长。
比如，在谈及当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判决
时，他神情凝滞起来，声音低下去。“我连续八
个晚上瞪着眼睛。”钱程说，“你就不信，你不
能接受，但你不接受又怎么样？人，我看真是
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你全都得接受。”然而，被
迫接受不代表会被改变，也许你会憋着气，更
用力、更热情地往前走，这或许是钱程这个人
之于痛苦这两个字的意义。在采访的间隙，钱
程不时一手托着腰一边兴高采烈地向所有可
能合作的人谈起他想引进的一部波兰戏剧。
事实上，就是上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的那场演
出，在地板上坐了5小时，以至于让他扭了自己
的腰。这个曾经在90年代初承包了北京音乐
厅，一手创造了单厅年演出510场的纪录的演
出大鳄，在经历了五年的狱中生活之后，重操
旧业。如今，他执掌的天津大剧院已是京沪文
艺人士向往之地。“坐牢改变不了人。但是谁都
会觉得自己很被亏欠。”钱程说。
一有的时候，人生真的很奇怪。你在一件事情上耗费心神，有时
做得不好，有时做得很好，但最终却是它推着你离它而去。在接触
这行之前，钱程没有想过自己人生的起承转合会和演出绑在一起，
起落之大，真的如同一出戏剧。
钱程中学毕业就进了工厂当上了钳工，因为从小学画，在周围
师傅们的鼓励下考上了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
会成为一个画家，毕业后却被借调到市教育局人事处。在那待了半
年，“实在干不了这个”，于是申请到一个学校当不用坐班的美术老
师，继续考研，考了四年没有考上，转头，去了北京，承包了北京音乐
厅的画廊。是的，这个转折听上去颇为突兀，因为少说了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忘年交的故事。
大三的时候，钱程第一次组织演出。其实算不上演出，那是几
场关于欣赏交响乐的讲座，主讲者是著名指挥家、中央乐团艺术指
导李德伦。那时候李德伦已经办过数百场讲座，表示要去天津讲。
钱程
钱程是个只要他一开口，就能很
快地将人拉进他的世界的人。他
的法宝说来简单至极——故事，一
个接一个的故事，有的惊悚、有的
苦涩、有的甚至像一个段子。他坦
荡地讲述它们，就像谈论任何一
个吸引过他的戏剧场景。偶尔，
画面因为情绪而塌陷。在故事的
断裂处，那个被描述的画中人突
破故事的围堵、撑破难以觉察的
羞涩和遮掩，剖出心来。
2011年
他的驱动文化传媒竞标
赢得天津大剧院委托运
营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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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该干什么还得
干什么，你该
活着还得活着
2002年
被捕，一审判定职务侵
占77万元，判处有期
徒刑8年，并没收个人
财产。
采访、撰文、编辑：蔡晓玮摄影：王晓东

不讲条件，也不要钱，就是要学校出个车来接送，另外，“李德伦说
我还有个条件，我太胖，天津卫蹲坑，上厕所的时候，蹲下去就起
不来了，你给我找一个有恭桶的地方住。”于是，钱程联络天津的各
大院校，美术学院负责送，天大负责接，住就住在外语学院的外教
楼。“讲完了以后，我记得大家给了他一张外语学院的彩色照片，作
为讲座的纪念，这也就是他全程的报酬了。”钱程和李德伦自此熟
识。毕业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李德伦有很多画册，“于是就老
去他家里，反正天津到北京是2.9元的火车票，后来就成忘年交
了。”钱程说，“到我毕业以后，他问我，他说我这个北京音乐厅有
个画廊，你愿不愿意承包。”
钱程以每年32000元的价格承包了音乐厅画廊。1990年夏天，
画廊开幕，他借了8000块钱办了第一个画展，展出的作品现在看来
都是大家之作，在当时却没有什么生意，“当时我们卖门票，两块钱
一张，”另外，他还用卖金山农民画的钱养着画廊。1993年，他以
一年45万元的价格承包了北京音乐厅，为期十年。“因为音乐厅做
不下去的话，我的画廊也完蛋了。”刚开始音乐厅职工们反对，“我
就说给我两年时间我能让你们因为是音乐厅的人而自豪，我确实
也做到了。”1994年之前，音乐厅一年演60场，收入不到60万；到
了1998年，单厅演出510场。当时，北京的出租司机会说北京音乐
厅不去，因为那地太火了，天天堵车。用钱程的话来说，是“天天卖
站票，就差没有卖挂票了。”《北京日报》的记者赵婷则这样回忆，
“大家都特别乐意去那里，他们还有一个咖啡厅，演出前演出后，
大家都愿意在哪里聚着聊天，就像一个艺术客厅的感觉。”
在红火背后，作为经济转型初期尝试承包的个体经营者，钱程
的角色一直尴尬，并一直面临着官司。刚开始的起因是产权方中央
乐团在没有取消和在钱程已签署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又把音乐厅承
包给了另外一家公司。后来，随着音乐厅的经营状况变好，事情变
得越来越复杂，乐团想提前终止承包合同，但被钱程拒绝。2002
年，钱程突然被捕，一审判定职务侵占77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八
年，并没收个人财产。2004年8月，二审维持原判。实际上，案情的
争议点在于钱程的公司到底属于国家还是属于个人，钱程向法庭
提交的三万元注册资本属于其个人，如果属于个人，那如期上缴承
包费后从自家拿钱，就不属于侵占。
对于出事，钱程是有感觉的，事前也有风声。“别人告诉我有麻
烦，让我躲一躲，”钱程说，“但我好好地把（承包）第一天以来的所
有事情都理了一遍，画了时间节点图，仔细回忆每天都干了什么。我
幼稚地认为我不可能有事。”但他还是判断错了。
二鸟从高处坠落。原来的生活嘎然而止。
“中纪委那个房间，窗户是那种双层的，螺栓都钉死了，一点声
都没有，但是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民房上一只猫每天缓慢地悠闲地行
走，你可以看见鸽子从人家的房顶上飞起来又落回去，这个你可以
看得清楚，”钱程说，他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连党员都
不是的自己的案子会惊动中纪委，“外边的一切还都在以它的
原有的节奏运转，该发生其实什么都在发生。”只是，一切与
钱程无关了。
五年时间，钱程先是呆在和敬府宾馆，后被带到了炮局看守
所，又被转移到西城看守所，最后，转到天堂和监狱，转到天津。在
里面，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间房间，三教九流，物质被压缩到最低，
行动受到压制，除了仍然坚信自己无罪之外，钱程靠“念想”生活。
钱程的念想是想要一支笔，他想写字画画，“你想写的这种欲
望支撑着你，你为了要写几个字，你要迂回很长时间，费很多周折，
我有两次机会弄到了笔。”一次是个叫买买提的小新疆，他也知道
钱程做梦都想要支笔，就趁警察让他去给办公室做卫生的时候为
钱程偷回了一整支削好的铅笔，但最终，这支笔被扔进了茅坑，因
为这是一件犯大忌的事情，钱程担心买买提为他受过。
然而，拥有一支笔的念想仍然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钱程用
牛奶换到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劳役口袋里的一支圆珠笔。“在外面，
你想要一支笔，这算什么念想？但是你在那里可能会想两年，然后
终于拿到了，但是你不能写，还要藏，因为有人会告密。但是你有，
你拥有一支笔，这个不得了的事情让人兴奋或者自豪，让你每天日
子变得好过得多。”钱程说。
每个人的念想都不一样。比如说，在牢里，大部分人的念想是
烟。钱程在《吸烟的故事》里写道，“每次在押犯带回来的烟都交给
号长藏着，早晨和晚上悄悄拿出来，一根烟的烟丝可以用报纸边儿
卷成三到四支细细的小炮。在号里，面子大的人能抽三口，小蟊贼
可以蹭上一到两口，条件是在号里听话、干杂活。话是这么说，实际
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因为要防止因不均而被检举。”烟的
来源有两个途径，牢室里有人提审的时候可以向审问的人要烟，
不给烟就不说话；没人提审的时候，大家则要利用一切能出号门
的机会去“拍蚂蚱”，就是在地上拣烟屁。烟的分寸实际上掌握
在看守的手里，松一点紧一点，实际亦是监狱管理犯人之道，所谓
“烟道”。
钱程虽然也帮着找烟，但他实际上不抽烟，在别人藏着烟和打
火机的时候，他揣着笔，每天枕着它睡觉。又一次转监，每个人各出
奇招——有人在肥皂中间挖了个洞，把打火机藏在里面；钱程则把
大衣的口袋戳破，笔就顺势沉到了底端，却不防把大衣给一个少年
犯穿的时候，那孩子一不小心一屁股坐下来，钱程就听到“咔嚓”
一声，“坏了，笔被坐断了。”
一支笔，折腾了半年，实际上一笔也没有写，但他藏着笔、他
朗诵诗歌、他在水泥墙上用牙膏写计划，甚至现在公司的名字“驱
动”，也是当时取的。“其实不管你是一国总统，还是普通的在押
犯，都是靠念想生活。”钱程说。
而钱程的念想，除了对于笔的欲望，还有再次证明自己的欲
望。2006年9月30日，他因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几乎是马不停蹄
地，他又捣鼓起了演出。
三2014年12月13日晚，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剧《神驼马》在天
津大剧院首演。身为天津大剧院院长的钱程当天下午刚刚从波兰回
北京，然后从北京驾车赶到天津，“因为没有直达的飞机”。他习惯
于将自己的行程排得很满——我们的采访打断了正在进行中的一
个碰头会，而在采访之后，他还要接待来自北京的考察团，并组织
开演前的酒会和导赏。他扶着腰坐在单人沙发椅里，招呼我们坐下，
“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扭了腰。”
在采访的间隙，他和同事谈起剧院商街里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
着的“皮草节”，有点懊恼，“真没想到这么火”。在剧院里卖皮草太
不体面。然而，和欠着员工的工资相比，钱程情愿承受前者带来的不
体面，因为这个持续两月的不体面会带来30万元——在2014年的
国庆节，演出阵容达到六百人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在天津大剧院
上演，被誉为今年度中国最重要演出，但另一方面，即便有政府的票
价补贴，这场在业内人士看来包赔的演出让钱程承担了后面两个月
发不出工资的窘境。“就是因为是民营机制，我们才能做这个能够极
大提升城市品味的演出。”钱程说，“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如果是体
制内，书记和院长一讨论这个事赔钱怎么能做呢？我这个就是只要我自己乐
意我能承受，当然我承受了后两个月发不出工资的难堪。”
和上世纪90年代初甚至没有完整的演出合同相比，如今的演
出市场已经完全是另一番面貌。这一点，钱程也承认。客观地分析，
当年北京音乐厅的火爆和时代发展、和经济转型下特殊的承包制度
都有关系，那种火的程度，是钱程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而如今，能够
在短短的时间内竞标运营天津大剧院，并将其推到令全国瞩目的程
度，除了勇气、资历、承担，“我想还有个原因就是，我的那些资源还
在。”钱程说。林兆华、濮存昕、汤沐海、余隆，曾经的良师益友，仍
然伴其左右，而这个名单上也不仅仅只有文艺界的名字。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壮看来，从商业上来讲，钱
程并不成功，“但是他的意义决不能仅仅从商业上进行评判。”除了
天津大剧院，钱程也做别的演出项目，比如“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
会”，比如“林兆华戏剧邀请展”，比如“打开音乐之门”，有时候能
够互相贴补，有时候就真的要抵押上自己和父母的房子，或是卖掉
在当年收藏的油画雕塑才能支撑。
“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个艺术家，他们还算帐，我根本不算帐，
先干了再说吧，算帐就没法干了。”钱程说。“那为什么还有人说你
是奸商呢？”我问。“人吗，尤其是中国人，法律也是这样，中国的
法律就是疑罪从有。在西方是疑罪从无，中国人是不把人往好处想
的，就一定是往坏处想，那他要这么想，我怎么办？你该干什么还得
干什么，你该活着还得活着。”钱程说。
ELLEMEN: 你说其实进监狱跟死亡没有什
么太大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死后，后面发
生的那些事情你都看不到了，而进监狱，你还
能看到。比如说？
钱程：我说得好听点，浪漫一点就是被冰封
在喜马拉雅的千年冰晶当中，因为那个地方
了无尘埃，所以你看得更清楚了，太安静了。
比如鸠占鹊巢，有多少人平常觊觎你的所
谓的这种成果，比如有几个人因我的事情终
生得益，但他断然不会觉得亏欠你的。
ELLEMEN: 这些事情怎么消化呢？
钱程：这些事情是不是你，都会发生的，你再仔
细想想就是人生的规律，社会的规律，历史
规律，是所谓的“道”！我是死了，但我却因
祸看到了所有的这些，其实不就是“得道”
么？我会知道历史的规律原来是这样的，
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不是因为我怎么
样，本来就是这样。谁都会痛苦，你要说你
不痛苦是假的。但是你要能看到这些，不是
每个人都能有这种经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
对话
个必然的你也无力去逆转的，你就只好享
受这痛苦，说不痛苦不生气我觉得没人能
做到。
ELLEMEN: 你太太和儿子都在国外，出来
以后，有没有想过索性去国外算了？
钱程：我太太就特别希望我去，而且那里
生活都很简单，在那可能1000美元都花不
了，你可以过得很好了。但是对我来讲那岂
不是要我命呢？怎么可能呢？还有一个我
还是想重新证实一下我自己，我不做怎么
证实我自己呢？于是出来马上就做了。
ELLEMEN: 像现在的情况、天津大剧院
这边做得红火，但是赚不了钱，别的项目怎
么样？
钱程：世界上没人做（高雅艺术）剧院能挣
钱，也不是所有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挣钱。
尽管我们别的项目赚钱，但是小马拉大车，
十几万平米，太大了！我们仅仅发工资一个
月就要八九十万，但是这个工资你得赚出
来，你凭什么赚出来。
ELLEMEN: 林兆华邀请展展申请国家基
金，批下来170万，肯定也不够吧？
钱程：不够，他是给了我们三分之一。五百
多万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说的那五百多万
是在北京做，给了我们这三分之一，我们就
决定北京、天津、上海一起做了。这就是我
为什么觉得所有的事情都难？难都是我自
找的。我做事情有一个花俩，有一个花五
个，总想多做。
ELLEMEN: 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说我做这
个事情做得好，我就一直在这个程度上，但
你一直是在做更复杂的事情？
钱程：有一个画家叫刘溢，他天天在家里
画，他老婆研究星象学，她就说我这种星
座的人永远有不安全感，所以一生都在行走，
我不可能在哪睡一下，停住，不断地在走，为
什么？她分析不安定是因为恐惧，并不是说我
性格上浮躁，而是永远在走，不停地超越。
报道
二
三

报道
从一场海边的演唱会开始，臧天朔踏上了新的
征程。十场全国巡回演唱会，一家文化公司，
一所音乐培训学校，还有每天都得“伺候”的
五条藏獒，臧天朔依然忙碌。但相比从前，他
还是不一样了，讲义气，但更讲规则，“以前攒
紧一个拳头就能做好的事，现在得攒紧两个拳
头。”现在的他必须跑起来，那些跟不上步伐
的朋友，他只能挥泪告别。
一歌手臧天朔在服刑四年半之后重获自由。2013年2月的一天，
北京夜色迷蒙，道路坚硬，几十个好友为他庆祝。臧天朔身形变
化不大，还是那么壮硕，大光头，穿着一件黑色的运动外套兴致高
昂。
有臧天朔的地方总是充满了雄性气息。满满的一桌菜，全部论
盆端，连花生米都用大盘子装。在座的都是过去叫他一声“大哥”，
称一声“兄弟”的人，比如一九八九乐队的老成员和演员梁天。
饭桌上，他掏出一张纸来，认真地写了几行字，递给梁天看，上
面有八大目标，一大半跟音乐有关。这个曾经舞台上的王者，把“朋
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唱到家喻户晓的摇滚明星，正在准备
复出。他和梁天对视一笑，心里都有数。
“现在已经初步执行五个了。”臧天朔对我们说。北京五环外
黄港村附近的一个小院儿是他的工作室，这个身材厚实的男人，穿
着普通的黑色外套，里面露出绿色的打底衫，神态轻松。“开演唱会、
办培训学校，开公司……”他开始细数这一年做的大大小小的事，
旁边的陶瓷水壶咕咚咕咚，冒着热气儿，“现在我就是脚踏实地地
一步步在做。”他的语气格外温柔。
这是2014年1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走进小院时，臧天朔正
臧天朔“大”是臧天朔的格局，无论体
型、性格还是嗓门。很难在这样
一个男人身上寻找情绪的细节，
即使在经历低谷之后。这种格局
带给他的苦与乐，喜与悲，都像
悠长的岁月一般，淡淡逝去。
采访、撰文：李纯洁录音整理：邵雨航编辑：赵颖摄影：王晓东
1987年
在著名作曲家关峡的
指导下，出版个人专辑
《冲入禁区》。
1983年
组织“ 不倒翁 ”、
“1989”等乐队。
1995年
出版发行《臧天朔我
这十年》专辑，主打歌
《朋友》被广为传唱。
2009年
因聚众斗殴被判处有期
徒刑六年，于2013年假
释出狱。
臧天朔
1964年出生于北京，
中国最早的摇滚歌手
之一，成名作《朋友》，
发行专辑《臧天朔我
这十年》、《心还在等
候》等。
2014年
举办第一场复出演唱
会，并筹划2015年“臧
天朔·来日方长”全国巡
回演唱会。
一
开始奔跑
还得攥紧
两个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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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他养的五条藏獒喂食。这块传说中六百亩大小的地，实际上不
过四亩见方，是他七年前从农民手里租下的。照看小院儿的工人有
事回了老家，臧天朔每天必须抽出两个小时来照顾狗，打扫厕所，甚
至修理水表。
院子左边的房间算是正厅，有沙发和吃饭用的大圆桌。从厨房
里成摞的锅碗瓢盆，可以想象这里高朋满座时的热闹。院落靠后处
是两排廊，一边是几个练歌房，一边是个小剧场舞台，用来排练。
这也是个雄性气息浓烈的环境，桌上杂乱地摆着电脑、威士忌
酒和万宝路香烟，耳边时不时传来藏獒强烈的吠声。臧天朔偶尔吼
一嗓子，让狗闭嘴，浑厚震慑的嗓音令人熟悉又胆怯。
“老臧是个真性情的人。他活得比较真。”臧天朔多年的好友，
现在跟他一起筹备公司的老高这样评价，“没变，他变不了，他就是
他，他就是真性情的人，一个人的性格到了这个年龄更变不了。”正
是这种“真”，让他成了很多人口中的“大哥”。
二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臧天朔在北京西城的一个胡同里长大，
父母都不是文艺工作者，但用大半年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那
个时候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英雄儿女》，想成为王成那样的英雄人
物，弹琴哪里是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呢？但他还是每天乖乖乘坐28
路汽车到双井，再转23路车去虎坊桥学琴。
上世纪80年代，摇滚在中国音乐史上开始萌芽。臧天朔和朋友
成立了不倒翁乐队，这是内地第一支尝试用电声乐器演出的乐队。第一次
登上舞台是在民航大楼，由几个人组成的小乐队演出，那个时候臧天朔在音
乐上的才华就展露出来了，看演出的人围了好几圈。
到了1988年，他发表了专辑《冲入禁区》这是大陆第一张摇滚
乐专辑，当时的臧天朔被认为是先锋，开先声的人。“在那张专辑
里，臧天朔给中国人带来了惊奇，带来粗糙而浑浊的歌唱。”乐评人
李皖评价说。
七年后的1995年，臧天朔的《我这十年》专辑发行，专辑中收录
的《朋友》成了他流传度最广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完全展示了臧天
朔的真实和朴拙，词曲都来自生活，李皖称之为“让人看到栩栩如生
的中国气质和底层气息”。
在歌曲《说说》里，他这样唱道：
我不是好人说的那种坏人，
因为我没能学习那种学问；
我更不是坏人说的那种好人，
因为我玩不了那种假深沉。
《我就是这个模样》里，他性格中真诚、霸气、不装的一面更是
淋漓尽致地表露：
有血也有肉，有刀也有枪，就是我的好模样。
非常健康，非常明白，谁也别跟我装糊涂。
他的歌曲中并没有愤怒，或者过于反抗意识形态的表达。恰恰
相反，《磨合》、《美丽的姑娘山》这种充满励志和民歌气质的歌曲，
成为他走向主流舞台的桥梁。臧天朔把《朋友》唱遍了包括《同一首
歌》、春晚等各大晚会。
名利一夜之间到来。因为好豪爽、仗义的性格，他身边簇拥起
越来越多的人。他也善于把不同背景的人攒在一起，为他们牵线搭桥。这位
圈中的“大哥”开了三个酒吧，而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正是酒吧。
“他开每个酒吧都征求我意见，每个我都反对。”朋友老高回
忆起这段时光，臧天朔在一旁抽烟，听到我们提起酒吧，马上摆摆
手，“不谈酒吧了吧。”
关于开酒吧这段时间，有很多传言。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朋
友去酒吧喝酒，经常不用付钱。这是臧天朔人生中最热闹的时期，
志高意满，但因为喜欢当“大哥”，酒吧不仅没赚到什么钱，还因为
一场械斗让他招致了牢狱之灾。
“他原来酒吧里去的大多是圈里的朋友，在酒吧里探讨音乐。
他一开始就没想着要挣钱。”老高回忆，“这事对他伤害非常大，你
现在让他开酒吧他也不愿意了。”
一切由酒吧而起。孰是孰非，由法律论断。经过五年的大墙内
生活，臧天朔开始沉下来。每天都做梦，无数次想象出来后再登上舞
台是什么样，灯光怎么打。在狱里的“文艺班”，他教大家编曲、打
鼓，排练节目，靠着这些“才不至于坍塌”。
何为朋友，何为“大哥”，在这段日子里，他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以前的他，有一种英雄情结，喜欢《三国》、《水浒》里那种“肝胆相
照”的友情，也喜欢陶渊明的那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过
去很多朋友都在试图联系我，但实际上，人呐，有那样的一段经历
以后，像《朋友》那首歌里最后唱的。但那是一种境界，难以达到
的，谁也达不到，很难做到，只能说是一种追求。”他用上了智能手
机，时常玩微信朋友圈。过去的朋友也慢慢联系起来。
但对于谁去联系谁这件事上，他有自己的标准，“肯定不是我
去找他们，如果是朋友，还用去找吗？我没必要去天天打电话。友情
这么找可是错误的。你找不回来这些东西。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狼
有狼道，也许大家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奔跑。”
三今年五十岁的臧天朔真的要“跑”起来了，除了歌手的身份，他
更是父亲、丈夫和儿子。他要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养家糊口是第
一任务。“过去可能我攥个拳头就可以了，现在我要两个拳头一起
攥，而且还得跑起来。”
跑起来的第一步是开演唱会。可是一跑起来，就发现朋友跟不
上了。过去臧天朔是个暴躁脾气，一有不如意，吼起来，谁都害怕。
经过这么多事后，他变得“上下左右东南西北都得好好想想”，似乎
比以前宽容很多。
“这种宽容是假宽容，跟自己的标准过不去。”臧天朔有些无
奈。他重朋友、仗义的性格一点没变，演唱会开始筹备起来，排练厅
就在院子里的剧场舞台，音响设备都齐活儿了，但发现队友们在音
乐上有些地方达不到他的要求，“拧劲儿没了”，这让臧天朔有些低
落——自己准备和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跑起来，但老朋友却跟不上了。
“可遇不可求”现在成了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做了多年乐队的臧
天朔在音乐品质上不肯让步，最终只能换人。
2013年9月，他把第一场复出演唱会开在了秦皇岛北戴河碧螺
塔公园，旁边就是浩瀚的大海。演唱会开始前，臧天朔骑了会儿水
上摩托，我故意问他，在浪上颠着，难受不难受，“简直太自在了，哪
里会难受？”
开唱前，他不敢说话，怕嗓子不够用，结果站到舞台上，一开
嗓，仍然是那个豪迈的声音，一路顺到底。这场演唱会名为“理想不
倒，来日方长”，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当初酒桌上写下八
个目标纸条的中年男人，正在一步步靠近他的诺言，也在一步步重
拾他的理想。原本只能容纳3000人的场地涌进了6000人——有些
人甚至从公园一处没有门卫的地方钻了进来。夏日的末尾，没有什
么比一场海边音乐会更像一个新的开始。
不过，因为把演出的各种事宜交给了朋友，这一次，臧天朔又
有些小失望。比如现场录像，朋友交回来的视频质量完全达不到
标准。他有些哭笑不得，这个曾经唱着《朋友》的人，那么重情谊的
人，现在发现“规则”可能更重要。“你特别相信一个人，而恰恰那
个人能力确实有限，往往会出现问题，不按规律去做，你这个时候怎
么办？我不能因为所谓的这样一个朋友，把公司的前途毁掉。”他身
上的“大哥”气没那么强了，他觉得“现在社会变了”，要开始讲规
矩，立规则。
跑起来的臧天朔跑得很快，迅速展现了他所有的优点：善交际、
懂得如何整合资源、会攒局。他的头脑还在。“非常聪明”，是生意
伙伴老高对他的评价，他们一起创办了天庆传播文化公司，臧天朔
对如何运营公司，有了更多的思考：“好哥们有的时候在一起做事
会出现问题，所以需要一个很科学很合理的制度。”
但是他的耿直求真的性格还是一如既往，他不会耍滑头，对做
音乐仍然有自己的一套准则。有人请他上选秀节目，他全都拒绝，他
不喜欢这种“观众一哄而上，最后也没留下好作品”的方式。
他从来也不拒绝市场，他手中握有这么多年攒下的资源，但至
于怎么运作的时候，他又透出一个音乐人的纯真。他不太会推销自
己，去电台录节目，还是穿着那件日常的外套。
音乐市场不同往日，他直言自己不愿意“赚快钱”。这个男人可
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跟变化的社会磨合。老高也觉得他没变，“他
可不是生意人。他如果是生意人，他就不是臧天朔。”
他现在还是那个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大哥”。“大”是他人
生的格局。随口问他一句：“喜欢小动物吗？”“喜欢，但要去掉‘小’
这个字。”他回答。
几年前，臧天朔开始信佛，法号是“慧济”，意思是凭智慧达到
人生彼岸。空闲下来的时候，臧天朔燃上一根香，开始默念《大悲
咒》。《大悲咒》里“唵”是说“斩断一切禁缚和灾难”。
生于1964年的臧天朔，今年整整五十岁。在这个“知天命”的年
岁里，他正在用他的方式默默狂奔。█
ELLEMEN：很多人说你是特别仗义的人，你
现在怎么看仗义这个标签？
臧天朔：仗义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做人的一种态
度，我以前写过一首歌叫《说说》，里面专门有句
歌词：再看看大三国也看看水浒，感觉一下祖先
怎么当丈夫。你们搞文字的可能比我更清楚，比
如说水浒、三国那个时期，有很多传世的人物，他
们那种坚强的意志，他们维护朋友的利益，可
以舍弃生命，肝胆相照，那句话怎么说的，落地
为兄弟。
ELLEMEN：最近创作上是什么样的状态，有
以前的感觉吗？
臧天朔：有，不停有这种感觉，有一种冲动，听
到一个声音就会设定一个节奏，这种兴奋点太多
了。新歌很多，现在还有新歌的歌词准备写。
ELLEMEN：所以你一直有创作的冲动？
臧天朔：当然有。
ELLEMEN：你特别喜欢肝胆相照的感觉吗？
臧天朔：我觉得每个男人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
追求。但是可遇不可求，大家可能虽然不
是一奶同胞，但落地就是兄弟。可能中国
人都有这样一种情结。
ELLEMEN：当时怎么想出“理想不倒，来
日方长”这八个字的？
臧天朔：因为我们以前的乐队叫“不倒翁”，
2003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回顾，叫“理想不倒”。
我觉得理想和梦想是并行的，就像一双铁轨，都
要靠毅力去实现。
ELLEMEN：现在一般是朋友主动来找你还
是你主动去找他们？
臧天朔：过去可能我攥个拳头就可以了，现在我
要两个拳头一起攥，而且还得跑起来，有些人对
于这个节奏可能已经适应了。比如我对音乐上
的要求不是用情感可以去代替的，你要求乐队
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怎么要求也
要求不来了，那种时候我怎么办？你说是朋友重
要还是事业重要？自然是事业。你的理想就还
在这个界面上，对不对？你想换一个新的界面，
但你怎么换？我一个人换不了了。因为我从开始
就一直做乐队。我怎么办？我就停在这个界面。
对话
报道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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