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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ANDSYSTEMRESEARCH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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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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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1.11
2011年第11期 改革与战略 NO.11,2011
第27卷(总第219期) REFORMATION & STRATEGY (Cumulatively,NO.219)
[作者简介]陈社英 (1955-),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研究学院博士硕士、香港大学研究生、广州中山大
学硕士,历任中山大学讲师、洛杉矶加大研究员、纽约城市大学心理社会人类社工系主任教授、关岛大学专业研究总院院长,
印第安纳大学东南校园学术协理副校长、纽约佩斯大学终身教授兼学术副校务长、中南大学上海交大师大客座教授等;Jason L.
Powell (1971-),男,英国Liverpool 大学硕士、Liverpool John Moores大学博士, 历任英国Salford大学社区卫生与社会照顾学
院副院长、Liverpool 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Central Lancashire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等。
市场经济与不平等
——关于社会公平与国家治理的国际与历史观点
陈社英1
,Jason L. Powell 2
(著),梁小楠 (译)
(1 .纽约佩斯大学教授兼学术副校务长,美国 10038;2 .Central Lancashire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英国 PR1 2HE)
[摘要] 文章剖析后工业时代社会全球化的历史性变化,包括其如何在风险与不平等的条件下发展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社会福利保障的状况及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随着贫富分布不均以及性别阶层化的现象出现,整个社会
的结构在重新构建。迅速成长的自由市场带动相关经济力量的发展,并伴随着关于理性化、标准化、商品化或是世俗主义思想
的扩散。在经济下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软化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20世纪的福
利国家已被21世纪一种更有竞争力的形态所取代,即所谓“非主权权力”。它看重全球地位,但在各种社会势力(例如NGOs 非
政府组织)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有所减弱。尽管在国际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滞后性,国家政权在跨国公司利益主
导的世界范围内还是具有重要的管理功能。在全球化已经影响了社会契约的情况下,社会福利的未来虽难以抉择,终究是向着
商品化的社会服务方向发展。鉴于公正与治理带来的挑战,作者认为,如今市场经济的走向必须由反映人的根本价值的道德原
则来指导,而社会福利保障等概念则需要重新定义和延伸。
[关键词] 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市场经济与不平等;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11)11-
Market Economy and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and Governance
Sheying Chen1
, Jason L. Powell2
(1. Pace University, New York 10038; 2.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Preston PR1 2HE USAK)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how historical changes of globalization play out in terms of risks and inequalities shaping human
experience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nd how they have changed social welfare and public policy making worldwide. In view of
inequality and such consequences as planetary poverty and gender stratification, it highlights the re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wer
associated with burgeoning free-market economies and accompanying diffu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tandardization,
commoditization, or secularism. In contrast with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global softening of labor markets which cry for greater
social protection, the welfare state of the last century has been replaced by a competitive state of the 21st century, as a“non-sovereign
power”mindful of its global positioning but less powerful in shaping daily life among social forces including the role of NGOs.
Indicating a lag between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the way analysts think of social policies, the paper asserts that nation-states
nonetheless serve important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in a world dominated by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interests. With few options and
having to make hard choices, welfare provision has seen trends toward commodification of social services etc. while globalization is
affecting social contracts as well. In considering all the challenges to justice and governanc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social welfare needs
to be redefined and extended while market economy must be guided by moral principles that embody fundamental human valu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sm; Market Economy and Inequality; Social Welfare and Public Policy
引言
在“全球世纪”的时代,全球性普
遍联系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绑在了
一起。与此同时,当今社会无论是在经
济还是生活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不平衡的后工业时
代发展。在以信息技术、创新精神、金
融发展以及服务业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
中,新的技术革新、新的经济关系、新
的社会进程、新的政治发展,这些都是
全 球 化 的 特 点 (Hudson and L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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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2) 。当世界被联系起来,人们
的生活质量也相应地随着他们所居住的
地方发生改变。实际上,新兴经济体中
的自由市场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全球化的
利益与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处不在
的不平等。本文的基本目标就是在历史
的范畴下解释这些变化是如何成为后工
业福利中的一部分,是如何在风险与不
平等共存的背景下发展并对人们的生活
造成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
的人摆脱了过去的贫困,如今的生活水
平、健康状况以及人均收入状况都非常
好 (Phillipson,2006);而另一方面,
还有大量的民众仍旧在贫困以及温饱线
上挣扎。这些生活在社会经济阶梯底层
的民众不为社会接受,处于疾病、饥饿
与贫困的危机下 (Turner,2008)。只有
少数人处于社会经济阶梯的高处,享用
着大量社会资源和过着着舒坦的生活
(Esping-Anderson,1990)。
一、全球贫困与不平等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医疗水平提
高,人口死亡率下降以及人类寿命增
加,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必
须面对这一变化对社会资源的影响。在
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下,人口老龄化以
及经济动荡等现象加剧了“富人”与
“穷人”之间的分化,随之而来的,就
是人口生活质量问题和不平等的现象。
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城乡
人均收入也处在不平衡的状态,几乎没
有多少劳力还留在农村地区 (Powell
and Cook,2010)。当然我们不用感到
意外,因为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
移,会带来经济上的增收,但这样则进
一步加深了城乡差距。如今,世界上有
超过二十五亿的人生活标准仍在二美
元/天的水平以下,而有差不多十亿人
仍在一美元/天的生活水平 (Chen & Ra-
vallion,2007)。很明显,是因为贫穷
才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如今人们需要重
新认识关于社会的合理性,国家也要努
力对经济状况进行调控,以防止贫富差
距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此外,因不平等
而导致的犯罪率上升,低出生率、生活
欠佳、缺乏教育、缺少医疗保健以及经
济 状 况 恶 化 的 社 会 问 题 也 变 得 十 分
棘手。
让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不单是有贫
富差距,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贫困
——世界上40%最穷的人仅仅拥有
占 世 界 5% 的 收 入 (Estes, Biggs and
Phillipson,2003)。当今,富人与穷人
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明显。根据第 12
届世界年度财富报告 (2008),世界上
身家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2007年的增
长速度远远超过当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
度。世界经济在 2007 年仅增长了 5%,
而 100 万美元资产以上的富翁的人数则
增 长 了 9% 以 上 。 那 些 高 净 资 产 者
(HNWI) 的平均资产,还不包括他们
的居所,已经达到人均 400 万美元水
平。有意思的是,高净资产者增长速度
最快的是在东欧,拉丁美洲以及亚洲,
代表国家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
国 (金砖国家)。加上那些“饱满富足
的”人口 (100 万资产,拥有固定财
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 20%
的人控制了世界上超过75%的财富。在
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上一小部分的
人,通过大量原始积累以及财富生成策
略,其财富增长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
步,当中有 1000 万人可以界定为高净
资产者 (Annual World Wealth Report,
2008)。明显地,这富裕阶层却在全球
人口结构中制造着贫穷 (Arias and Lo-
gan, 2002: 197; Jessop, 2002)。 当
1%的富人在一头以投机取巧和市场违
规的方式在商业和自由贸易中获利时,
在另一头的人们只能获取少得可怜的利
益,而这导致了财富差距的扩大。有的
人保守地认为国际上贫富国之间差距为
50:1 的水平 (Clark,2007),但在发达
国家中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也非
常明显,各种因素诸如性别、民族以及
其它的社会阻碍性和复杂性造成了更大
的差距(Powell and Cook,2010)。这些
差距以各种方式演变,无论是在人们生
活息息相关的收入到生活水平、教育、
社会依靠或是因政策造成的社会排斥等
方 面 (Townsend, 2007)。 Navarro
(2007) 和其他人对 Townsend 的主张进
行了补充,认为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是
可以归因于干涉主义的采用以及政府的
默许的结果。我们看到,对于手中掌握
大量财富与权力的富人阶层来说,相比
起自己国家中不那么富足的人数来说,他
们会与另一个国家的同样是富人阶级的
人一样有着相同的优越感 (Hoogvelt,
1997)。
通过不同国家之间情况的比较有助
于进一步的分析。例如,根据经济与合
作发展组织 (OECD) 30 个成员国的社
会 政 策 支 出 的 比 较 数 据 库 指 数 以 及
1980—2003年间国家提供的以社会支出
(SocX) 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数据,我们
可以看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内容覆盖
养老、生存、工伤、医疗、家庭、劳
保、失业、住房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
(教育除外)。Shalev (2007) 指出医疗
保 障 与 社 会 年 金 应 由 GDP 贡 献 一 部
分,像瑞典,其14%的GDP是供给于社
会福利包括医疗和社会年金的。根据
1980—2001年间的数据以及OCED网站
上最新的数据,德国这一比例占 8%,
美国和日本各占4%。
二、全球化与经济力量格局的调整
新兴的自由市场经济带来不断发展
的新兴理念,包括理性思维、标准化、
商品化或是世俗主义等,不断地挑战日
常生活中的原有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对于合理性状态或是个人价值的影响模
式的判断与标准,我们都需要重新认
识。同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
经济体中,工作的本质与职业的内容也
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全球范围,劳动
市场正在软化,造成本地就业机会的减
少,产生大量冗余的低保障合同,技术
创新带来的经济发展使得工人们社会保
障水平降低,使得大量工人的经济收入
及生存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当然,并不
是所有形式的就业都会这样导致不平等
现象的加剧。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逆境对于
男性与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 当经济
低潮来临的时候,对于女性来说可说是
“祸不单行”,她们不但要面对经济的压
力,还要面对的包括年龄方面的各方面
的不平等待遇。在这错综复杂变化发生
得如此迅速的时代,生活资料市场和服
务市场,如大型出口、涉外部门或是资
本市场等以及各类行业的不断深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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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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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更使得这样情况加剧,而这些因素
作用在一起,则带来更加深远的不平衡
影响,其结果就是造成人口中有一部分
人的能够代代享受财富,而另一部分人
则必须依赖并附属在由另一阶层的控制
和决策下生存 (Bauman,1998)。
从大方面的来看,一国政府的职能
和决策的作用从来都不是能包罗万象
的,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
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处于各式各样的
经济关系中,经济关系无时无刻不影响
着国家政府做出或是将要做出的政策,
因此,一国政府不再独自制定自身的政
策,而是必须根据世界经济形势来加以
判断。当然,我们不能说国家就完全成
为跨国势力的奴隶,但是,在政策制定
领域,国家主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当
然的事实了。同时,国家政策对日常生
活的影响也不如过去一样有影响力了
(Dallmayer,2005;Fraser,2005)。正
如 Evans and Cerny (2004) 所 认 定 ,
20 世纪的福利国家已经被 21 世纪新的
有竞争力的国家所代替了,而后者特别
在意国际形势对策 ( Hudson & Lowe,
2004)。
Foucault (1978) 提出“非主权权
力 ” 这 一 概 念 。 通 过 类 推 , YAPA
(2002:15) 也提出一个平行的概念来
对后工业时代策略制定进行更进一步的
探析。对于国内与国际之间优先权关系
以及这两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学者们
对“非主权权力”进行了细化至条款的
研究,探析这一力量在社会公正、自
治、货币政策、资本流动以及其它影响
并导致本地政策改变的国家压力时的影
响。可以肯定地说,在国际化发展和社
会政策思维之间存在着差距。Appadu-
rai (2001:6) 将理论概括的绊脚石归
因于“代表这一变化世界的各方之脱节
而造成生存、平等、公平、治理等基本
问题”。在他的描述中,所有类似的社
会事件都有其原因,那就是当他们想要
解决问题时,都不能单从本地的情况和
范围的视角来看待和解决。
在 Giddens 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全
球化一个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由于
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渐渐强化,世界上
不同地方都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联系,一
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往往会受到几千公里
外 的 决 策 的 影 响 ”(Giddens, 1990:
64)。因此,越来越少的政府会独自做
出决策,他们会根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同
盟的情况,共同做出决策。这是因为他
们都处于一个“共享主权”中,需要在
国内、国际、企业以及国际利益之间进
行沟通协调后才能做出最终决策 (Esp-
ing-Andersen, 1990; Hill, 2006;
Kennett, 2001;Navarro,2007)。非政
府组织,例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也因其国际化的性质成为当地
政府政策考虑下的建设性的伙伴 (Dea-
con, Hulse, & Stubbs, 1997; Dem-
bele,2007;Hart, 2002)。尽管在受跨
国公司利益控制以及政府职责渐渐被篡
夺或是被削弱的情况下,国家还是在世
界范围内起着重要的管理作用 (Hill,
2006;Navarro, 2007)。 但是,根据
当今的形势来看,可以说一些跨国利益
集团仍会认为其自身的影响和控制是全
球性的。
随着这些变化扩展而来的是对本地
政策重点的重新考虑, 资本会朝着被认
为有最大经济回报的领域转移 (当然,
政策制定过程是会受到政治经济利益的
影响,但是对这种说法常常还要进一步
加以分析)。通过对社会福利的支出以
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的分析可以说明
这样的情况,尽管人们并不一定能理解
造成其当前处境的原因。Hill (2006)
提出在一国范围内,社会政策体系的建
设要与其它社会层面和谐构建。随着全
球社会福利政策的趋同化,社会分层与
阶级分化在全球化下越来越明显,而这
并不是巧合。由于全球经济环流,国家
之间的特性和相互渗透影响,无论是在
欧洲,西半球还是东方,与半个世纪前
相 比 都 已 经 是 大 不 相 同 (Kearney,
1995)。就经济学以及国内社会政策研
究来说,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使得当今
形势已经大不一样,可以说,由于所有
经济关系的区域化及其调整,以往的清
晰的地界如今已经渐渐模糊,比起过去
强制外交政策的界线来说,这样的形势
对管理阶层则更有建设意义。在这个全
球化的世纪,自由的市场与社会变化紧
密相连,对当地环境以及集体性有着重
大影响 (Geetz,1973)。总而言之,21
世纪早期的全球化影响带来了社会历史
上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跨国行为者随
之出现,而经济和科技则成为此次变革
的推动力。全球经济的变化,预示着不
仅是个人平均所得的变化,还包括金融
产品以及货币市场的本质、货物的快速
流转、交流或是科技方面的变革。
对于文化的扩宽以及政治上的改
变,全球化影响了原有的契约前协议模
式、社会公平概念以及合作的方式、还
有本地相互作用模式。在后现代社会,
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系列连锁
的依赖性,这样的依赖性是与跨国利益
所控制的优先性息息相关的。如 Chen
and Turner (2006) 在关于全社会福利
平等中老龄人口福利的讨论中指出,公
共福利的积累反映着市场力量的无形之
手、传统的无形之握手、以及政治决定
的无形之脚。尽管世俗主义流行于后现
代社会,但数理逻辑式的经济思想却被
神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裁定公平
正义的准则。而在这广泛创新的年代,
这些趋势随着网络化的发展,被加强并
形 成 “ 数 码 (技 术 受 惠 的 阶 级) 分
化”。当然,科技变革不仅限于新信息
交 流 方 式 的 出 现 , 它 还 为 Castells
(2000) 称之为网络资本主义的后福特
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三、全球化与社会契约
尽管全球化并不会形成一个全世界
统一的标准模式,但全球化确实带来了
重大变化,它使得资本能自由转移以取
得最大利益,但在这一过程中会影响到
各地的金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如
今,关于国家自主权以及平衡利他性社
会支出的真正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参与
已经出现。社会保障与全球范围经济联
系之间的矛盾带来了所谓的“社会赤
字”,即人们只能靠自己了。在通货膨
胀和经济逆境中,使用削减社会支出这
一手段比起增加对富人或公司税收更易
做到 (Mishra,1999)。世界范围的信
息技术以及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罗
盘”的来临意味着他们能够将采掘、加
工、制造以及其它服务产业转移到能为
他们提供最优惠经济回报 (包括有利的
税收结构) 的地区。全球化的种种结果
给日常生活带来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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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财富这一概念的重新认识,虽然私
有化进程中无可否认地也有各种积极
方面。
在总结全球化一些较为明显的效果
时,Navarro (2007) 指出,服务业、
公共财产以及其它公共产品的私有化都
是处于不对称的模式之中;政府对劳动
力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包括其他形式商业
活动的管理有所放松,而自由贸易是鼓
励个人主义以及消费主义并且反对干涉
主义的。随着这样发展,正如有评论员
指出,全球化必然导致的结果最终将会
是 一 个 不 可 预 计 的 社 会 危 机 。
Townsend (2007) 很肯定地指出,关
于市场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全球依赖关
系的面貌,社会危机的构成已经从单一
的穷人、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人的范围
扩散到那些因劳动力市场重新构建而被
驱逐出体制外的人。例如,服务行业的
大面积就业极大地改变了 20 世纪以来
原有的工作模式,而信息技术革命也影
响到了中产阶级的就业形式。可以看
到,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
资源缺乏,还包括在个人的自立状况以
及人们相互社会地位以及关系的变化。
具体来说,随着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不断发展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以及
当地政府都会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压
力,如受到跨国利益集团要求开放私有
公司的自由贸易的压力,受到要求提升
社会保障以及劳保以维持基本工作人口
以及生活水平低下的民众的生存保障的
压力。对于工人应有的完善的社会保
障,本是应由国家财政的专项支出,但
是由于这时恰好社会支出受到税入的限
制,尤其是累进税被强有力的利益群体
所抵制,使得工人的社会保障难以完
善。在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驱动下,
工人及其代表为自己利益谈判的力量被
削弱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大多数
政府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对于
工人不能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这样的情
况,政府会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选
择不去干预 (Navarro,2007)。
如今,政府性的社会保障服务是采
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并用非政
府组织 (NGOs) 来补充。他们有一系
列的子项目以及支出模式来与各种方式
对接,通过推动商品化或是项目的成本
效用 (根据市场驱动契约来测量投资的
回报),来实现社会保障的目的。政府
对于那些不能为投资带来经济回报的项
目,都认为是累赘的慈善行为,不会继
续进行下去。这样的市场变化在各地比
比皆是,尽管会因为当地的情景因素而
有所不同,但在其传统规范、价值、教
义、政策、社会以及制度化安排等方
面,都已经在体现国际化的影响 (Dall-
mayer,2005;Fraser,2005)。要想揭
示国内制度安排和跨国影响的之间关系
的重要性是一项很难的任务,不单是要
抓住国内事件关键,还需有国际的视
角,对国际力量作用于当地决策趋势的
警觉,以及成熟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社会保障服务的商品化已经为广大
市民接受,决策者们不但要从当地的视
角来审查,同时也需要从国际的视角来
审视了。联系政府的结构、跨国公司影
响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是这一形式的特
点 (Ascoli and Ranci, 2002; Phillip-
son, 2006:202)。要想深入地来看待
社会问题的世界性倾向性更增加了一层
复杂性 (e.g.,Kutchins & Kirk,2003)。
当前,人们对于社会保障的不安全
感在是史无前例的,传统不言自喻的真
理常失去效用而导致代际以及参与式的
新类型理论的产生。当人们前赴后继坚
持不懈地想要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想要
分享这个市场以及在这激烈的经济竞赛
分一杯羹时,国家必须平衡这些竞争者
的需求但却难以抉择:如何配置稀缺资
源,哪些群体需要保障和支持等。但经
济危机的影响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国家
每次都必须重新审视其政策优先重点。
关于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很多时候做
出承诺是容易的。但是,当面对资源缺
乏的时候,就成了一纸空谈,常常会引
起矛盾。关于公平公正社会学层面上的
定义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但是
对于在解决人们需要援助、社会保障以
及认同社会团结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很有
效果 (Powell,2010)。
宏观层面上的例证或许对思考这样
的难题会有些帮助。国家通过进入全球
商业圈而获得经济发展,人均收入逐步
增加,却可能没有考虑到民众的内部差
距变大,生活成本以及对健康医疗的需
求增加。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和对国家国
际地位的追求,国家会面临着来自诸如
社会保障网络建设、医疗保健或是金融
运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持久压力。让我
们来看看医疗方面:世界上医疗健康保
障覆盖率大多是与就业及生产力相关的
(工作福利),而就业的不稳定导致了医
疗保障的不稳定。不消说,以就业为基
础的保障系统成本高,并且会导致成本
转嫁,就是说会通过让许多工人减少工
作机会而使生产成本降低以实现业务支
出的最小化 (颇具讽刺的是,经济改革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同样的方向 e.
g., Chen, 2004)。对于那些没有被就业
保障系统所覆盖的人群来说,社会福利
补助津贴是必须的,必须由税收、财政
收入或是政府来保障。因此,对于照顾
非劳动人口的社会政策就常常被挑出来
作 为 精 减 开 支 的 对 象 了 (Jessop,,
2002)。
为了理解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平
等群体的社会结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
一些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进入21
世纪,信息技术的出现将人们分成了两
类,一类是那些总是懂得如何去寻找关
键技术的人,而另一类则是那些老派的
落伍的人。那些掌握科技的人们,将世
界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不再需要依
赖当地的关系或是角色模式,结果是造
成毋庸置疑的社会分层化。无论之前存
在何种互惠规范,在禁令式的世界观影
响下,都会趋于不平衡以致发生矛盾,
过去时代深刻的社会性对于新一代的人
们来说不再有与过去同样意义。新一代
人们思想上的共享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分
割,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合作模式。更小
更集中的社群代替了原有的社会合作模
式,模糊化了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方式。
Beck, Bonass and Lau (2003: 6) 认
为 , 科 技 创 新 是 “ 伴 随 副 作 用 的 革
命”,深刻的社会分层就是一个必然的
结果,我们不必为此吃惊。Dasgupta
(2006:159) 简要地说出:“全球化造
成了危机,自从不论是当地还是全世界
的人都被全球化所驱使过度劳动……造
成‘不关心’的态度,家族内部商业交
流,个人主义的抬头以及不平等主义”。
作为改变世界的主要力量,跨国私
有企业是不能被忽略的,其中还包括私
人和半公共非政府组织 (NGOs)。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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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 NGOs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特殊
而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着实影响了发
展中国家对其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规
划。例如,自从 1981 年 Berg 报告发表
后,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就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它
们可以规定结构性调节,制定政策,而
且有关国家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以便
吸引直接资本投资或是其它的财政合
作,包括货币政策。而另一个例子就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开始
催促减少随用随付 (PAYG) 的年金方
式,提倡基于资产调查的年金方式以及
私营方式。世界银行以及IMF30年来一
直呼吁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福利政策作
为优先选择来代替非基金或基金支持的
政 策 (Dembele, 2007; Wade,
2007)。通过概括,McMichael (2000)认
为总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发展是很难关
注国家建设、国家利益或是公共方面的
管理控制的。其结果,是造成了即使是
非盈利性质的行为,社会企业也会“好
心做坏事”(Tekula,2010)。
四、公共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社会福利
尽管说法不一,但人们已经习惯性
地认为社会福利应该是法制国家的责
任,必须通过政府的作用来为民众提供
支持服务以及资源。当前重要的一个问
题就是有关政策的受惠资格要求和具体
条文。例如关于性别分层的问题,这些
都是对国家、对家庭责任的讨论以及福
利政策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极端单一化
的危机下,如果要重新检验社会福利制
度的合理性,关于女性是否与男性同等
享有社会福利和服务是永恒的内容。同
样的,关于性别意识在贫穷、劳动市场
以及其他市场、或金字塔型的不平等结
构中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内容 (Calasan-
ti, 2001; Hatch, 2000; Sainsbury,,
1994;1996)。除了在收入、使用权或
保障的内容之外,也有以微妙的方式影
响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动因,这里只需要
一个例子来说明:制度安排与结构性再
结盟改变了人们对时间概念的认识,也
同时改变了空间安排以及生活中其它方
面。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跨国资本市场
中资本的流动已经渗入影响了政府政策
制定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
活。分析家们认为,当人们都被拉入了
全球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人们对于时间
的 概 念 似 乎 变 得 不 同 了 (Powell,
2010)。很明显,进入了全球化,我们
对于时间的概念理解需要重新校准和重
新整合来适应新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分
析家们断言,全球化带来了信息的膨
胀,社会阶层分割化以及人们对时间概
念的新认识,这样的变化令许多人感到
不安 (Lestienne,2000)。但是,全球
化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平等地影响所有
人。对于那些处于全球化边缘的人民,
全球化也使得他们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
变,他们受到社会变化的控制,未来情
况不得而知,而这样的问题都可能会对
社会造成压力。随着社会发展,关于什
么是生活的标准化的观念将重新定义。
个人在社会中影响越来越小,而在人群
中的小组织失去他们生活信仰方向的机
会将会越来越高 (Moody, 2006)。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对德国
退休金制度的分析中,Scheiwe (1994)
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制度化的福利
规章有一个时间结构。对于社会福利的
定义,一定要在其融资以及金融功能上
更进一步的探讨。通过非政府组织或是
志愿代理提供的非政府援助项目也是包
含在内。学者们用比较的眼光去看待社
会福利,发现国家繁荣与 GDP 的比例
供给与保障项目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互联
系 (Hill,2006)。尽管如此,在由一些
国家组成的组织 (例如 OECD,G-8,
或是 G-20 等组织) 之中,根据政府形
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他们之间
都存在着差异。根据道德经济的潜规
则,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对
福利的模式重新定义。
五、总结
本文试图阐明在全球化以及后工业
经济时代以及公共策略的广泛条件下国
际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希
望能够为研究学者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
理解,在后福利社会的社会政策批判思
考的条件下,对市场经济不平等以及社
会公平做出进一步研究。在关于后工业
化主义的研究中,不平等是一个突出的
问题,随着全球化泛滥,其结果是贫富
不均以及性别阶层化等。这些现象的深
层原因在于新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
经济力量格局的调整,以及关于合理
性、标准化或是世俗主义的融合的思
考。在经济下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软化
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完善的
社会保障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今,
随着“非主权权力”在全球范围内被接
受,包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非政府
组织的角色,那些 20 世纪原有的国家
社会福利体制都已经被如今更具有竞争
力的体制所代替。尽管如此,国家政权
仍然在这个由跨国公司利益主导的世界
中起着重要的管理职能。尽管难以抉
择,在全球化已经影响了社会契约的情
况下,社会福利终究是向着商品化的社
会服务方向发展。在这些面对公平与管
理的挑战面前,我们需要两手准备:即
社会福利保障等概念则需要重新定义和
延伸,并以反映人的根本价值的道德原
则来引领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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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巫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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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tion and Strategy

  • 1. ECONOMYANDSYSTEMRESEARCH 经 济 与 制 度 研 究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1.11 2011年第11期 改革与战略 NO.11,2011 第27卷(总第219期) REFORMATION & STRATEGY (Cumulatively,NO.219) [作者简介]陈社英 (1955-),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研究学院博士硕士、香港大学研究生、广州中山大 学硕士,历任中山大学讲师、洛杉矶加大研究员、纽约城市大学心理社会人类社工系主任教授、关岛大学专业研究总院院长, 印第安纳大学东南校园学术协理副校长、纽约佩斯大学终身教授兼学术副校务长、中南大学上海交大师大客座教授等;Jason L. Powell (1971-),男,英国Liverpool 大学硕士、Liverpool John Moores大学博士, 历任英国Salford大学社区卫生与社会照顾学 院副院长、Liverpool 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Central Lancashire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等。 市场经济与不平等 ——关于社会公平与国家治理的国际与历史观点 陈社英1 ,Jason L. Powell 2 (著),梁小楠 (译) (1 .纽约佩斯大学教授兼学术副校务长,美国 10038;2 .Central Lancashire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英国 PR1 2HE) [摘要] 文章剖析后工业时代社会全球化的历史性变化,包括其如何在风险与不平等的条件下发展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社会福利保障的状况及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随着贫富分布不均以及性别阶层化的现象出现,整个社会 的结构在重新构建。迅速成长的自由市场带动相关经济力量的发展,并伴随着关于理性化、标准化、商品化或是世俗主义思想 的扩散。在经济下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软化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20世纪的福 利国家已被21世纪一种更有竞争力的形态所取代,即所谓“非主权权力”。它看重全球地位,但在各种社会势力(例如NGOs 非 政府组织)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有所减弱。尽管在国际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滞后性,国家政权在跨国公司利益主 导的世界范围内还是具有重要的管理功能。在全球化已经影响了社会契约的情况下,社会福利的未来虽难以抉择,终究是向着 商品化的社会服务方向发展。鉴于公正与治理带来的挑战,作者认为,如今市场经济的走向必须由反映人的根本价值的道德原 则来指导,而社会福利保障等概念则需要重新定义和延伸。 [关键词] 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市场经济与不平等;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11)11- Market Economy and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and Governance Sheying Chen1 , Jason L. Powell2 (1. Pace University, New York 10038; 2.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Preston PR1 2HE USAK)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how historical changes of globalization play out in terms of risks and inequalities shaping human experience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nd how they have changed social welfare and public policy making worldwide. In view of inequality and such consequences as planetary poverty and gender stratification, it highlights the re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wer associated with burgeoning free-market economies and accompanying diffu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tandardization, commoditization, or secularism. In contrast with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global softening of labor markets which cry for greater social protection, the welfare state of the last century has been replaced by a competitive state of the 21st century, as a“non-sovereign power”mindful of its global positioning but less powerful in shaping daily life among social forces including the role of NGOs. Indicating a lag between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the way analysts think of social policies, the paper asserts that nation-states nonetheless serve important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in a world dominated by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interests. With few options and having to make hard choices, welfare provision has seen trends toward commodification of social services etc. while globalization is affecting social contracts as well. In considering all the challenges to justice and governanc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social welfare needs to be redefined and extended while market economy must be guided by moral principles that embody fundamental human valu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sm; Market Economy and Inequality; Social Welfare and Public Policy 引言 在“全球世纪”的时代,全球性普 遍联系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绑在了 一起。与此同时,当今社会无论是在经 济还是生活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不平衡的后工业时 代发展。在以信息技术、创新精神、金 融发展以及服务业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 中,新的技术革新、新的经济关系、新 的社会进程、新的政治发展,这些都是 全 球 化 的 特 点 (Hudson and Lowe, 1
  • 2. 经 济 与 制 度 研 究 ECONOMYANDSYSTEMRESEARCH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1.11 2004: 22) 。当世界被联系起来,人们 的生活质量也相应地随着他们所居住的 地方发生改变。实际上,新兴经济体中 的自由市场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全球化的 利益与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处不在 的不平等。本文的基本目标就是在历史 的范畴下解释这些变化是如何成为后工 业福利中的一部分,是如何在风险与不 平等共存的背景下发展并对人们的生活 造成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 的人摆脱了过去的贫困,如今的生活水 平、健康状况以及人均收入状况都非常 好 (Phillipson,2006);而另一方面, 还有大量的民众仍旧在贫困以及温饱线 上挣扎。这些生活在社会经济阶梯底层 的民众不为社会接受,处于疾病、饥饿 与贫困的危机下 (Turner,2008)。只有 少数人处于社会经济阶梯的高处,享用 着大量社会资源和过着着舒坦的生活 (Esping-Anderson,1990)。 一、全球贫困与不平等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医疗水平提 高,人口死亡率下降以及人类寿命增 加,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必 须面对这一变化对社会资源的影响。在 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下,人口老龄化以 及经济动荡等现象加剧了“富人”与 “穷人”之间的分化,随之而来的,就 是人口生活质量问题和不平等的现象。 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城乡 人均收入也处在不平衡的状态,几乎没 有多少劳力还留在农村地区 (Powell and Cook,2010)。当然我们不用感到 意外,因为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 移,会带来经济上的增收,但这样则进 一步加深了城乡差距。如今,世界上有 超过二十五亿的人生活标准仍在二美 元/天的水平以下,而有差不多十亿人 仍在一美元/天的生活水平 (Chen & Ra- vallion,2007)。很明显,是因为贫穷 才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如今人们需要重 新认识关于社会的合理性,国家也要努 力对经济状况进行调控,以防止贫富差 距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此外,因不平等 而导致的犯罪率上升,低出生率、生活 欠佳、缺乏教育、缺少医疗保健以及经 济 状 况 恶 化 的 社 会 问 题 也 变 得 十 分 棘手。 让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不单是有贫 富差距,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贫困 ——世界上40%最穷的人仅仅拥有 占 世 界 5% 的 收 入 (Estes, Biggs and Phillipson,2003)。当今,富人与穷人 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明显。根据第 12 届世界年度财富报告 (2008),世界上 身家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2007年的增 长速度远远超过当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 度。世界经济在 2007 年仅增长了 5%, 而 100 万美元资产以上的富翁的人数则 增 长 了 9% 以 上 。 那 些 高 净 资 产 者 (HNWI) 的平均资产,还不包括他们 的居所,已经达到人均 400 万美元水 平。有意思的是,高净资产者增长速度 最快的是在东欧,拉丁美洲以及亚洲, 代表国家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 国 (金砖国家)。加上那些“饱满富足 的”人口 (100 万资产,拥有固定财 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 20% 的人控制了世界上超过75%的财富。在 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上一小部分的 人,通过大量原始积累以及财富生成策 略,其财富增长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 步,当中有 1000 万人可以界定为高净 资产者 (Annual World Wealth Report, 2008)。明显地,这富裕阶层却在全球 人口结构中制造着贫穷 (Arias and Lo- gan, 2002: 197; Jessop, 2002)。 当 1%的富人在一头以投机取巧和市场违 规的方式在商业和自由贸易中获利时, 在另一头的人们只能获取少得可怜的利 益,而这导致了财富差距的扩大。有的 人保守地认为国际上贫富国之间差距为 50:1 的水平 (Clark,2007),但在发达 国家中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也非 常明显,各种因素诸如性别、民族以及 其它的社会阻碍性和复杂性造成了更大 的差距(Powell and Cook,2010)。这些 差距以各种方式演变,无论是在人们生 活息息相关的收入到生活水平、教育、 社会依靠或是因政策造成的社会排斥等 方 面 (Townsend, 2007)。 Navarro (2007) 和其他人对 Townsend 的主张进 行了补充,认为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是 可以归因于干涉主义的采用以及政府的 默许的结果。我们看到,对于手中掌握 大量财富与权力的富人阶层来说,相比 起自己国家中不那么富足的人数来说,他 们会与另一个国家的同样是富人阶级的 人一样有着相同的优越感 (Hoogvelt, 1997)。 通过不同国家之间情况的比较有助 于进一步的分析。例如,根据经济与合 作发展组织 (OECD) 30 个成员国的社 会 政 策 支 出 的 比 较 数 据 库 指 数 以 及 1980—2003年间国家提供的以社会支出 (SocX) 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数据,我们 可以看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内容覆盖 养老、生存、工伤、医疗、家庭、劳 保、失业、住房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 (教育除外)。Shalev (2007) 指出医疗 保 障 与 社 会 年 金 应 由 GDP 贡 献 一 部 分,像瑞典,其14%的GDP是供给于社 会福利包括医疗和社会年金的。根据 1980—2001年间的数据以及OCED网站 上最新的数据,德国这一比例占 8%, 美国和日本各占4%。 二、全球化与经济力量格局的调整 新兴的自由市场经济带来不断发展 的新兴理念,包括理性思维、标准化、 商品化或是世俗主义等,不断地挑战日 常生活中的原有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对于合理性状态或是个人价值的影响模 式的判断与标准,我们都需要重新认 识。同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 经济体中,工作的本质与职业的内容也 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全球范围,劳动 市场正在软化,造成本地就业机会的减 少,产生大量冗余的低保障合同,技术 创新带来的经济发展使得工人们社会保 障水平降低,使得大量工人的经济收入 及生存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当然,并不 是所有形式的就业都会这样导致不平等 现象的加剧。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逆境对于 男性与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 当经济 低潮来临的时候,对于女性来说可说是 “祸不单行”,她们不但要面对经济的压 力,还要面对的包括年龄方面的各方面 的不平等待遇。在这错综复杂变化发生 得如此迅速的时代,生活资料市场和服 务市场,如大型出口、涉外部门或是资 本市场等以及各类行业的不断深化分 2 于 少
  • 3. ECONOMYANDSYSTEMRESEARCH 经 济 与 制 度 研 究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1.11 工,更使得这样情况加剧,而这些因素 作用在一起,则带来更加深远的不平衡 影响,其结果就是造成人口中有一部分 人的能够代代享受财富,而另一部分人 则必须依赖并附属在由另一阶层的控制 和决策下生存 (Bauman,1998)。 从大方面的来看,一国政府的职能 和决策的作用从来都不是能包罗万象 的,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 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处于各式各样的 经济关系中,经济关系无时无刻不影响 着国家政府做出或是将要做出的政策, 因此,一国政府不再独自制定自身的政 策,而是必须根据世界经济形势来加以 判断。当然,我们不能说国家就完全成 为跨国势力的奴隶,但是,在政策制定 领域,国家主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当 然的事实了。同时,国家政策对日常生 活的影响也不如过去一样有影响力了 (Dallmayer,2005;Fraser,2005)。正 如 Evans and Cerny (2004) 所 认 定 , 20 世纪的福利国家已经被 21 世纪新的 有竞争力的国家所代替了,而后者特别 在意国际形势对策 ( Hudson & Lowe, 2004)。 Foucault (1978) 提出“非主权权 力 ” 这 一 概 念 。 通 过 类 推 , YAPA (2002:15) 也提出一个平行的概念来 对后工业时代策略制定进行更进一步的 探析。对于国内与国际之间优先权关系 以及这两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学者们 对“非主权权力”进行了细化至条款的 研究,探析这一力量在社会公正、自 治、货币政策、资本流动以及其它影响 并导致本地政策改变的国家压力时的影 响。可以肯定地说,在国际化发展和社 会政策思维之间存在着差距。Appadu- rai (2001:6) 将理论概括的绊脚石归 因于“代表这一变化世界的各方之脱节 而造成生存、平等、公平、治理等基本 问题”。在他的描述中,所有类似的社 会事件都有其原因,那就是当他们想要 解决问题时,都不能单从本地的情况和 范围的视角来看待和解决。 在 Giddens 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全 球化一个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由于 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渐渐强化,世界上 不同地方都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联系,一 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往往会受到几千公里 外 的 决 策 的 影 响 ”(Giddens, 1990: 64)。因此,越来越少的政府会独自做 出决策,他们会根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同 盟的情况,共同做出决策。这是因为他 们都处于一个“共享主权”中,需要在 国内、国际、企业以及国际利益之间进 行沟通协调后才能做出最终决策 (Esp- ing-Andersen, 1990; Hill, 2006; Kennett, 2001;Navarro,2007)。非政 府组织,例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也因其国际化的性质成为当地 政府政策考虑下的建设性的伙伴 (Dea- con, Hulse, & Stubbs, 1997; Dem- bele,2007;Hart, 2002)。尽管在受跨 国公司利益控制以及政府职责渐渐被篡 夺或是被削弱的情况下,国家还是在世 界范围内起着重要的管理作用 (Hill, 2006;Navarro, 2007)。 但是,根据 当今的形势来看,可以说一些跨国利益 集团仍会认为其自身的影响和控制是全 球性的。 随着这些变化扩展而来的是对本地 政策重点的重新考虑, 资本会朝着被认 为有最大经济回报的领域转移 (当然, 政策制定过程是会受到政治经济利益的 影响,但是对这种说法常常还要进一步 加以分析)。通过对社会福利的支出以 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的分析可以说明 这样的情况,尽管人们并不一定能理解 造成其当前处境的原因。Hill (2006) 提出在一国范围内,社会政策体系的建 设要与其它社会层面和谐构建。随着全 球社会福利政策的趋同化,社会分层与 阶级分化在全球化下越来越明显,而这 并不是巧合。由于全球经济环流,国家 之间的特性和相互渗透影响,无论是在 欧洲,西半球还是东方,与半个世纪前 相 比 都 已 经 是 大 不 相 同 (Kearney, 1995)。就经济学以及国内社会政策研 究来说,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使得当今 形势已经大不一样,可以说,由于所有 经济关系的区域化及其调整,以往的清 晰的地界如今已经渐渐模糊,比起过去 强制外交政策的界线来说,这样的形势 对管理阶层则更有建设意义。在这个全 球化的世纪,自由的市场与社会变化紧 密相连,对当地环境以及集体性有着重 大影响 (Geetz,1973)。总而言之,21 世纪早期的全球化影响带来了社会历史 上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跨国行为者随 之出现,而经济和科技则成为此次变革 的推动力。全球经济的变化,预示着不 仅是个人平均所得的变化,还包括金融 产品以及货币市场的本质、货物的快速 流转、交流或是科技方面的变革。 对于文化的扩宽以及政治上的改 变,全球化影响了原有的契约前协议模 式、社会公平概念以及合作的方式、还 有本地相互作用模式。在后现代社会, 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系列连锁 的依赖性,这样的依赖性是与跨国利益 所控制的优先性息息相关的。如 Chen and Turner (2006) 在关于全社会福利 平等中老龄人口福利的讨论中指出,公 共福利的积累反映着市场力量的无形之 手、传统的无形之握手、以及政治决定 的无形之脚。尽管世俗主义流行于后现 代社会,但数理逻辑式的经济思想却被 神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裁定公平 正义的准则。而在这广泛创新的年代, 这些趋势随着网络化的发展,被加强并 形 成 “ 数 码 (技 术 受 惠 的 阶 级) 分 化”。当然,科技变革不仅限于新信息 交 流 方 式 的 出 现 , 它 还 为 Castells (2000) 称之为网络资本主义的后福特 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三、全球化与社会契约 尽管全球化并不会形成一个全世界 统一的标准模式,但全球化确实带来了 重大变化,它使得资本能自由转移以取 得最大利益,但在这一过程中会影响到 各地的金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如 今,关于国家自主权以及平衡利他性社 会支出的真正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参与 已经出现。社会保障与全球范围经济联 系之间的矛盾带来了所谓的“社会赤 字”,即人们只能靠自己了。在通货膨 胀和经济逆境中,使用削减社会支出这 一手段比起增加对富人或公司税收更易 做到 (Mishra,1999)。世界范围的信 息技术以及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罗 盘”的来临意味着他们能够将采掘、加 工、制造以及其它服务产业转移到能为 他们提供最优惠经济回报 (包括有利的 税收结构) 的地区。全球化的种种结果 给日常生活带来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以 3
  • 4. 经 济 与 制 度 研 究 ECONOMYANDSYSTEMRESEARCH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1.11 及对财富这一概念的重新认识,虽然私 有化进程中无可否认地也有各种积极 方面。 在总结全球化一些较为明显的效果 时,Navarro (2007) 指出,服务业、 公共财产以及其它公共产品的私有化都 是处于不对称的模式之中;政府对劳动 力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包括其他形式商业 活动的管理有所放松,而自由贸易是鼓 励个人主义以及消费主义并且反对干涉 主义的。随着这样发展,正如有评论员 指出,全球化必然导致的结果最终将会 是 一 个 不 可 预 计 的 社 会 危 机 。 Townsend (2007) 很肯定地指出,关 于市场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全球依赖关 系的面貌,社会危机的构成已经从单一 的穷人、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人的范围 扩散到那些因劳动力市场重新构建而被 驱逐出体制外的人。例如,服务行业的 大面积就业极大地改变了 20 世纪以来 原有的工作模式,而信息技术革命也影 响到了中产阶级的就业形式。可以看 到,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 资源缺乏,还包括在个人的自立状况以 及人们相互社会地位以及关系的变化。 具体来说,随着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不断发展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以及 当地政府都会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压 力,如受到跨国利益集团要求开放私有 公司的自由贸易的压力,受到要求提升 社会保障以及劳保以维持基本工作人口 以及生活水平低下的民众的生存保障的 压力。对于工人应有的完善的社会保 障,本是应由国家财政的专项支出,但 是由于这时恰好社会支出受到税入的限 制,尤其是累进税被强有力的利益群体 所抵制,使得工人的社会保障难以完 善。在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驱动下, 工人及其代表为自己利益谈判的力量被 削弱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大多数 政府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对于 工人不能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这样的情 况,政府会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选 择不去干预 (Navarro,2007)。 如今,政府性的社会保障服务是采 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并用非政 府组织 (NGOs) 来补充。他们有一系 列的子项目以及支出模式来与各种方式 对接,通过推动商品化或是项目的成本 效用 (根据市场驱动契约来测量投资的 回报),来实现社会保障的目的。政府 对于那些不能为投资带来经济回报的项 目,都认为是累赘的慈善行为,不会继 续进行下去。这样的市场变化在各地比 比皆是,尽管会因为当地的情景因素而 有所不同,但在其传统规范、价值、教 义、政策、社会以及制度化安排等方 面,都已经在体现国际化的影响 (Dall- mayer,2005;Fraser,2005)。要想揭 示国内制度安排和跨国影响的之间关系 的重要性是一项很难的任务,不单是要 抓住国内事件关键,还需有国际的视 角,对国际力量作用于当地决策趋势的 警觉,以及成熟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社会保障服务的商品化已经为广大 市民接受,决策者们不但要从当地的视 角来审查,同时也需要从国际的视角来 审视了。联系政府的结构、跨国公司影 响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是这一形式的特 点 (Ascoli and Ranci, 2002; Phillip- son, 2006:202)。要想深入地来看待 社会问题的世界性倾向性更增加了一层 复杂性 (e.g.,Kutchins & Kirk,2003)。 当前,人们对于社会保障的不安全 感在是史无前例的,传统不言自喻的真 理常失去效用而导致代际以及参与式的 新类型理论的产生。当人们前赴后继坚 持不懈地想要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想要 分享这个市场以及在这激烈的经济竞赛 分一杯羹时,国家必须平衡这些竞争者 的需求但却难以抉择:如何配置稀缺资 源,哪些群体需要保障和支持等。但经 济危机的影响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国家 每次都必须重新审视其政策优先重点。 关于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很多时候做 出承诺是容易的。但是,当面对资源缺 乏的时候,就成了一纸空谈,常常会引 起矛盾。关于公平公正社会学层面上的 定义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但是 对于在解决人们需要援助、社会保障以 及认同社会团结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很有 效果 (Powell,2010)。 宏观层面上的例证或许对思考这样 的难题会有些帮助。国家通过进入全球 商业圈而获得经济发展,人均收入逐步 增加,却可能没有考虑到民众的内部差 距变大,生活成本以及对健康医疗的需 求增加。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和对国家国 际地位的追求,国家会面临着来自诸如 社会保障网络建设、医疗保健或是金融 运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持久压力。让我 们来看看医疗方面:世界上医疗健康保 障覆盖率大多是与就业及生产力相关的 (工作福利),而就业的不稳定导致了医 疗保障的不稳定。不消说,以就业为基 础的保障系统成本高,并且会导致成本 转嫁,就是说会通过让许多工人减少工 作机会而使生产成本降低以实现业务支 出的最小化 (颇具讽刺的是,经济改革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同样的方向 e. g., Chen, 2004)。对于那些没有被就业 保障系统所覆盖的人群来说,社会福利 补助津贴是必须的,必须由税收、财政 收入或是政府来保障。因此,对于照顾 非劳动人口的社会政策就常常被挑出来 作 为 精 减 开 支 的 对 象 了 (Jessop,, 2002)。 为了理解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平 等群体的社会结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 一些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进入21 世纪,信息技术的出现将人们分成了两 类,一类是那些总是懂得如何去寻找关 键技术的人,而另一类则是那些老派的 落伍的人。那些掌握科技的人们,将世 界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不再需要依 赖当地的关系或是角色模式,结果是造 成毋庸置疑的社会分层化。无论之前存 在何种互惠规范,在禁令式的世界观影 响下,都会趋于不平衡以致发生矛盾, 过去时代深刻的社会性对于新一代的人 们来说不再有与过去同样意义。新一代 人们思想上的共享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分 割,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合作模式。更小 更集中的社群代替了原有的社会合作模 式,模糊化了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方式。 Beck, Bonass and Lau (2003: 6) 认 为 , 科 技 创 新 是 “ 伴 随 副 作 用 的 革 命”,深刻的社会分层就是一个必然的 结果,我们不必为此吃惊。Dasgupta (2006:159) 简要地说出:“全球化造 成了危机,自从不论是当地还是全世界 的人都被全球化所驱使过度劳动……造 成‘不关心’的态度,家族内部商业交 流,个人主义的抬头以及不平等主义”。 作为改变世界的主要力量,跨国私 有企业是不能被忽略的,其中还包括私 人和半公共非政府组织 (NGOs)。多元 4
  • 5. ECONOMYANDSYSTEMRESEARCH 经 济 与 制 度 研 究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1.11 结构的 NGOs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特殊 而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着实影响了发 展中国家对其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规 划。例如,自从 1981 年 Berg 报告发表 后,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就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它 们可以规定结构性调节,制定政策,而 且有关国家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以便 吸引直接资本投资或是其它的财政合 作,包括货币政策。而另一个例子就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开始 催促减少随用随付 (PAYG) 的年金方 式,提倡基于资产调查的年金方式以及 私营方式。世界银行以及IMF30年来一 直呼吁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福利政策作 为优先选择来代替非基金或基金支持的 政 策 (Dembele, 2007; Wade, 2007)。通过概括,McMichael (2000)认 为总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发展是很难关 注国家建设、国家利益或是公共方面的 管理控制的。其结果,是造成了即使是 非盈利性质的行为,社会企业也会“好 心做坏事”(Tekula,2010)。 四、公共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社会福利 尽管说法不一,但人们已经习惯性 地认为社会福利应该是法制国家的责 任,必须通过政府的作用来为民众提供 支持服务以及资源。当前重要的一个问 题就是有关政策的受惠资格要求和具体 条文。例如关于性别分层的问题,这些 都是对国家、对家庭责任的讨论以及福 利政策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极端单一化 的危机下,如果要重新检验社会福利制 度的合理性,关于女性是否与男性同等 享有社会福利和服务是永恒的内容。同 样的,关于性别意识在贫穷、劳动市场 以及其他市场、或金字塔型的不平等结 构中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内容 (Calasan- ti, 2001; Hatch, 2000; Sainsbury,, 1994;1996)。除了在收入、使用权或 保障的内容之外,也有以微妙的方式影 响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动因,这里只需要 一个例子来说明:制度安排与结构性再 结盟改变了人们对时间概念的认识,也 同时改变了空间安排以及生活中其它方 面。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跨国资本市场 中资本的流动已经渗入影响了政府政策 制定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 活。分析家们认为,当人们都被拉入了 全球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人们对于时间 的 概 念 似 乎 变 得 不 同 了 (Powell, 2010)。很明显,进入了全球化,我们 对于时间的概念理解需要重新校准和重 新整合来适应新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分 析家们断言,全球化带来了信息的膨 胀,社会阶层分割化以及人们对时间概 念的新认识,这样的变化令许多人感到 不安 (Lestienne,2000)。但是,全球 化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平等地影响所有 人。对于那些处于全球化边缘的人民, 全球化也使得他们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 变,他们受到社会变化的控制,未来情 况不得而知,而这样的问题都可能会对 社会造成压力。随着社会发展,关于什 么是生活的标准化的观念将重新定义。 个人在社会中影响越来越小,而在人群 中的小组织失去他们生活信仰方向的机 会将会越来越高 (Moody, 2006)。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对德国 退休金制度的分析中,Scheiwe (1994) 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制度化的福利 规章有一个时间结构。对于社会福利的 定义,一定要在其融资以及金融功能上 更进一步的探讨。通过非政府组织或是 志愿代理提供的非政府援助项目也是包 含在内。学者们用比较的眼光去看待社 会福利,发现国家繁荣与 GDP 的比例 供给与保障项目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互联 系 (Hill,2006)。尽管如此,在由一些 国家组成的组织 (例如 OECD,G-8, 或是 G-20 等组织) 之中,根据政府形 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他们之间 都存在着差异。根据道德经济的潜规 则,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对 福利的模式重新定义。 五、总结 本文试图阐明在全球化以及后工业 经济时代以及公共策略的广泛条件下国 际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希 望能够为研究学者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 理解,在后福利社会的社会政策批判思 考的条件下,对市场经济不平等以及社 会公平做出进一步研究。在关于后工业 化主义的研究中,不平等是一个突出的 问题,随着全球化泛滥,其结果是贫富 不均以及性别阶层化等。这些现象的深 层原因在于新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 经济力量格局的调整,以及关于合理 性、标准化或是世俗主义的融合的思 考。在经济下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软化 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完善的 社会保障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今, 随着“非主权权力”在全球范围内被接 受,包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非政府 组织的角色,那些 20 世纪原有的国家 社会福利体制都已经被如今更具有竞争 力的体制所代替。尽管如此,国家政权 仍然在这个由跨国公司利益主导的世界 中起着重要的管理职能。尽管难以抉 择,在全球化已经影响了社会契约的情 况下,社会福利终究是向着商品化的社 会服务方向发展。在这些面对公平与管 理的挑战面前,我们需要两手准备:即 社会福利保障等概念则需要重新定义和 延伸,并以反映人的根本价值的道德原 则来引领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Annual World Wealth Report (2008). 12th Annual World Wealth Report. New York: Merrill Lynch/ Capgemini. [2]Appadurai, A. (2002).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 tion. In A. Appadurai (Ed.). Globalization (pp. 1-2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3]Arias, A. O., & Logan, B.I. (2002) Conclusion: From globalization towards universal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 ry. In B. I. Logan (Ed.). Globalization, the third world state and poverty-allevi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197-202). Aldershot, UK: Ashgate. [4]Ascoli, U., & Ranci, C. (2002). The context of new social policies in Eu- rope. In U. Ascoli & C. Ranci (Eds.). Di- lemmas of the welfare mix: The new structure of welfare in an era of privatiza- tion (pp. 1-24). New York: Kluwer Aca- demic/Plenum Publishers. [5]Bauman, Z. (1998)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New York: C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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