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
第五期 2011 年 3 月
新媒体效应
新媒体效应
Viktor Mayer-Schö nberger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记住忘记——评《删除:数字时代中遗忘的好处》1
刘晗(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科学博士候选人)
信息网络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关键词。我们每天都接受大量数字信息;我们每天都发出很多数字
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网络购物和电子通讯就是例子。数字化和互联网也
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在论坛里参与讨论,在博客上抒发自我,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乐趣都是
体现。人们不时感激数字时代的馈赠:数字时代信息搜集和保存的便利性将我们的生活带入前所未
有的阶段。
信息网络给人类带来的不全是福音。它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问题。“雁过留声”:人们在信息网
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它记录下来。更严重的问题是“雁过拔毛”: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
别人所用。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谷歌。谷歌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搜索结果,保存你的每一封 Gmail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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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通讯》。感谢本刊团队成员胡凌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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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
第五期 2011 年 3 月
新媒体效应
James C Witte and Susan E Mannon
The Internet and the Social Inequality
Routledge, 2010
白人男人死人的板砖大会
章戈浩(本刊编辑 |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与文化分析博士)
也许正是由于信息技术过于年轻,没有哪一位媒体研究、传播研究的成名人物是在个人电脑诞
生之后、互联网风靡之际方才扬名立万;因此,对于网络研究、新媒体研究的各种理论言说,最靠
谱的方法便是从白人男人死人俱乐部去借个火,谁让传统的社会理论贡献砖头般巨著的净也是白人、
死人、男人呢。也可别以为他们都是过时的老古董,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大打口水仗之时,也正是那
时的最新科技粉墨登场之际。
《互联网与社会不平等》的作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James C Witte 和犹它州立大学
教授 Susan E Mannon 似乎就是想开上一场虚拟的板砖大会,把社会理论三大思潮穿个上马甲,让马
克思、韦伯与涂尔各自抢注 id,在论争网络不平等的主帖下面,灌水、掐架、PK。马克思何曾尝试
网购;韦伯从未打过网游;涂尔干也没能见过网聊,可谈起社会不平等来说,他们哪个不是口沫横
飞,下笔千言。把他们轻车熟路的话题,从现实社会引入网络空间也并非难事。
其实互联网兴起之初就有学者发过个主帖叫“数字鸿沟”。当然它最后成了个板砖横飞的千年大
坑。起先数字鸿沟是说的是是否有条件上网。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上网时间,上网频率,网速,上网
技能,甚至上网的场合实际上都与社会不平等相关。数字鸿沟的内涵与处延不断扩展。因此,《互联
网与社会不平等》的作者试图作出区别,互联网的不平等不仅仅在于获取与接入互联网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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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
第五期 2011 年 3 月
新媒体效应
我们现在一提起技术复制,大概最容易联想到的是印刷机,它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将文字的大
规模复制成为可能。本雅明则带我们一直追溯到了古希腊时代,那时其实就已经有了技术复制的现
象。当时希腊人通过铸造和模压(founding and stamping)的方式制作青铜器、陶器和钱币,而其他
的艺术品则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中世纪时,人们通过木刻、镌刻和蚀刻(woodcut,engraving and
etching)的方式来复制图画。19 世纪初出现了平板印刷(lithography),开始与活字印刷并驾齐驱。
不久之后,摄影和留声机诞生,视觉和听觉的技术复制达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个时候,技
术复制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复制手段,而且成为影响艺术观念和艺术形态的重要塑造性力量。
原件在与手工复制品对比时拥有绝对的权威性,而在技术复制品面前则并不如此。主要因为,首先
是技术复制比手工复制更独立于原件。其次,技术复制能把原件的摹本带到原件本身所无法到达的
地方。
本雅明由此提出了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概念。他认为,手工复制品与原品最大的区别就是
在于,艺术品此时此地的存在(its presence in time and space, its unique existence at the place where it
。因为它的不可复制和独一无二,使其在自身之上完整保留了与时空的紧密关系,如
happens to be)
其物理成分在经历漫长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和所有权的改变。就像你可以从一个老人脸上的褶皱辨识
出他一生经历无数风霜一样,本真性(authenticity)是时空镌刻在作品之上的不可撤销的痕迹。它
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因而在所有赝品面前保留了真品绝对的权威。想起跟朋友讨论首饰时,她说到
她参加一个玉镯展览,看到清末流传下来的玉镯,那种历史凝练其中的通透,真的是今天摆放在商
场里的任何精致的玉器无法拥有的东西。而这种灵气,与玉镯本身的质料无关,是经历无数沧桑变
幻和时空流转后沉淀下来的气质。当你面对这样一个玉镯,你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艺品,
还有它所裹挟的背后所有的历史和传统。
“复制的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由于多次复制一部作品,它用大量的存在替代了独一无二的
存在。”一方面它带来文化的民主化,由于大规模复制,带来作品成本的降低,普通民众拥有了接触
作品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也消解了作品的独特性,数量的堆砌造成意义的贬值和历史的缺席。本雅
明认为,这与现代生活的两种状况有关:“当下大众要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接近‟物体的欲望,以及通
过将其作为复制品加以同化而克服每一物之独特性的同样强烈的关怀”。而光晕则是“不管在多么近
的一段距离内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显现”(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a distance, however close it may be)。
保持距离是维持物之神秘和灵韵的重要条件,而当人们渴望打破这段距离将物体占为己有,通过复
制品来实现所有权上的平等时,光晕于是乎便陨落了。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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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
第五期 2011 年 3 月
新媒体效应
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菊花和莲花因而超凡脱俗具有了特别的审
美意蕴,而牡丹由于“世人盛爱”,与人类的关系过于亲昵,便导致其审美地位的低下,“宜乎众矣”。
“艺术品的独特性等同于它内嵌于传统语境中的事实”(The uniqueness of a work of art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being imbedded in the fabric of tradition)。艺术品的光晕与其仪式功能息息相关,
从远古的魔幻仪式到中世纪的宗教仪式,艺术品的独特性正源自它的拜物价值(cult value)
。人们对
寺庙里佛像的敬重和膜拜,正体现了这一点。而到了技术复制时代,复制品成为了大规模生产而设
计的作品的复制品,“当真实性标准不再用作艺术生产的标准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就被革命化了。
现在它不是以仪式为基础,而以一种不同的实践即政治为基础了”。艺术品的拜物价值消褪,而展出
价值(exhibition value)得以彰显,这个过程同时伴随艺术品从稀缺到丰盛的历史变迁,这改变了大
众与艺术的关系。
首先,社会阶层的划分所对应的艺术品的可接触性不复存在。我不由想起了《红楼梦》里描绘
秦可卿房间极致奢华:“桌案上面设着武则天当年镜室里安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跳舞的金盘.盘
里盛着安禄山掷伤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在含章殿下睡卧的榻,锡上挂的是同昌公主做
的联珠帐”,无一不在暗示其身份之特殊和高贵。而今天总统寓所里的镜子跟普通人家里的镜子大概
都是标准化工业流水线上的制成品,最多也就是质量等级而非本质性差异。其次,技术复制时代的
艺术品的广泛性带来了观赏方式的变迁。“大量增加的参与者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参与”。传统的艺术
欣赏要求精力集中,我们在物的唯一性前俯首称臣,以绝对的专注凝视着作品,用本雅明的话就是“进
入”(enter into)了作品本身,而到了技术复制时代,作品以不再唯一的独特形态存在着,目不暇接
的大众四处分散精力,全然“吸收”(absorb)了数量繁多的作品。就好比绘画和电影的区别,在一
幅油画面前我们可以保持高度的精力集中去凝视和欣赏画面上的每个细节,陷入无限的联想之中,
而在一部电影面前,我们尚未能看清楚一个镜头时,下一个镜头就劈头盖脸地蛮横进入,思绪不断
地被打断和冲击,使我们难以深入完整地思考。再次,技术复制的廉价和低门槛几乎抹平了创作者
和公众之间的界限。例如报业的产生与印刷机的大规模复制息息相关,在报业诞生之前,作家是一
个社会里的少数分子,而报业兴起以后,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个地方发表观点和言论。
本雅明并没有对技术复制带来的文化变迁给予多少价值评判,而他所描述的这些变化则可以在
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人那里找到极为强烈感情色彩的论述,比如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比如马尔库塞
的“单向度的人”,无不是对艺术大众化的悲观透顶的观点。类似的论述如今似乎再次显影于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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